7月17日，梅貽琦自廬山密電清華大學教務長潘光旦：“今日重要會議，當局表示堅決，并已有布置。”[2]但時局的反復不定令望眼欲穿、度日如年的大學教授和廣大民眾們所看到的，并不是守軍的積極“布置”，而是棄守潰退。

7月29日晨，天津守軍紛紛撤退，日軍開始反攻，地處城西的天津南開大學突然遭到日軍炮火猛烈轟炸,校園內(nèi)的木齋圖書館、秀山堂、思源堂和教師宿舍區(qū)均被日軍炮彈擊中,頓時樓塌屋倒,幾十萬冊寶貴圖書資料灰飛煙滅。緊接著,日軍派大股騎兵和汽車數(shù)輛，滿載煤油闖入校園,四處投彈、縱火焚燒。這所由著名教育家張伯苓等人創(chuàng)辦、靠各界人士贊助,經(jīng)過千辛萬苦發(fā)展起來的中國當時最為出色的私立大學,在戰(zhàn)火中化為灰燼。時在南京的張伯苓聞訊，當場昏厥，爾后老淚縱橫。當天下午，張伯苓強忍劇痛，以悲壯的語調(diào)和不屈的精神對《中央日報》記者發(fā)表談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zhì)，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奮勵。”[3] 

7月31日， 蔣介石約見張伯苓，頗為悲壯地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4]

蔣介石與張伯苓的談話，給茫然四顧的平津教育界注入了一支強心劑，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氣。此時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徹底擊垮一個民族,除了動用武力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諸方面摧毀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徹底征服。但“自沈陽之變,我國家之權威逐漸南移,惟以文化力量與日本技于平津,此三校為中堅。”[5] 因而,日本方面決不會輕易放過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事變前就對平津等地高校作為征服目標而虎視眈眈的日本軍隊，終于將南開大學置于炮火之中,開始了“精神上徹底征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保護和搶救平津地區(qū)的教育、文化界的知識分子與民族精英,越來越顯得重要和迫在眉睫。由廬山轉(zhuǎn)入南京繼續(xù)參與國事討論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及胡適、傅期年等學界名流，日夜奔走呼號,與國民政府反復商討如何安全撤退和安置各校師生。一時，南京與平津高校間密電頻傳，共同為之出謀劃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