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阮籍在《詠懷詩》（四十二）中寫道：“王業(yè)須良輔，建功俟英雄。元凱康哉美，多士頌聲隆。陰陽有舛錯，日月不當融。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沖。園綺遯南岳，伯陽隱西戎。保身念道真，寵耀焉足崇。人誰不善始，尠能克厥終。休哉上世士，萬載垂清風。”詩中的“王業(yè)”、“建功”云云，已消融于遠天里的輕煙，而所謂“天時”、“人事”與“陰陽”、“盈沖”，是隱指時代已由盛變衰，天下已由治而亂。

在這種情形下，名士們便逃隱到山陽的竹林幽谷中，“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魏晉之際，玄學盛行，名士先生們拔俗高蹈，談玄論道，遨游于五岳之上，嬉戲于神仙之間，寄哀樂于幻象，寓真意于流云。正始末年（公元249年）以后，隨著濟世熱情的消失，名士們的行為也越來越怪僻、放浪。他們的縱酒、佯狂、服藥、清談、搽粉、裸奔，都不過是為了逃避迫在眉睫的政治選擇而作出的姿態(tài)。“竹林七賢”的任性放誕，張揚狂悖，特立獨行，古怪出格，就成了安身立命的“保護膜”與“迷彩服”，而博覽群書、尤好老莊的阮籍，更成為兩晉名士放達人生模式的先鋒。山陽位于洛陽與鄴中間，從洛陽到山陽，有便利的交通和居住的傳舍，為名士的游樂、狩獵和學術交流提供了條件。這里既無物質(zhì)匱乏，又無文化寂寞，因此也就成了名士們的隱居勝地。在洛陽當局眼里，這里則是一個政治敏感地區(qū)。隨著這個竹林群體的形成和交游，阮籍的名聲逐步上揚，且由于他所具有的不尋常的家世，阮籍逐漸受到了全國的注意，竹林成就了阮籍的風流，而風流阮籍又使得竹林垂芳名于千載之下。

司馬氏集團篡得曹魏政權之后，便把屠刀從政敵的亡魂那兒轉(zhuǎn)向了不合作的名士頭上，一時殺得“天下名士減半”。竹林亦非安全的政治避風港，司馬氏收拾完曹氏余黨之后，很快便將目光移向了竹林這群隱士身上，他們需要用名士的合作來掩飾遭人詬病、大逆不道的篡權行為。阮籍又成了被司馬氏政權拉去當禮賢花瓶的首選。這回他再也不敢抗命了。因為，他的頭上就是閃著寒光的利刃。

阮籍不是那種脊梁式的直臣，他只是一個相當軟弱的士大夫?！耙簧聿蛔员?，何況戀妻子”，是他不得不與政治強人們虛與委蛇、敷衍應酬的初衷。他的痛苦在于，他是司馬氏父子親自圈定的人物，退隱會被視為異端，辭官更會惹來殺身之禍。他既是司馬氏父子的座上客，又是司馬氏政權的階下囚。他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追求山林野趣，行動上卻不能超過當權者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他必須在刀尖上舞蹈，在油鍋邊沿行走。這種自由精神與黑暗牢籠的沖突，清高氣節(jié)與卑劣腥穢的對立，如履薄冰與狂放無忌的交融，時時刻刻撕裂著他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