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民寫照

在臺灣慢慢穩(wěn)定下來，成為國民黨的軍政基地后，無數(shù)的大陸人在炮火中開始遷徙。只是那時候，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沒有料到，遙遠的臺灣竟會是此行的終點。

這些人中極為引人注目的一群，是跋涉千里的流亡學生。中國學校自抗戰(zhàn)開始的遷移狀態(tài)，因戰(zhàn)爭的繼續(xù)而沿襲著。

1948年8月，整個中原地區(qū)處于大戰(zhàn)前的沉寂，解放軍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城市攻堅戰(zhàn)——濟南會戰(zhàn)正在醞釀中。家住山東菏澤的高秉涵剛剛小學畢業(yè)，就要告別家鄉(xiāng)，跟隨流亡學校去江南了。

高秉涵：5日的夜里，母親就帶我從城里到鄉(xiāng)下，偷偷地到我父親的墓上，先叫我磕三個頭，跟父親告別。

高家還有兩個女兒，日本侵華時離家參加抗戰(zhàn)，一去就沒了音訊，此番母親又要親手送走年少的兒子。只是當年剛剛13歲的高秉涵，還懵懂不識離別的滋味。

高秉涵：母親一直都是小學校長，她覺得大局是很悲觀的，兒子要送到江南去，能夠回來的機會也很渺茫，但是不送走，生命安全上又有顧慮。母親一下子摸摸我的衣服，一下子摸摸我的鞋子，臨上車給了我一個大石榴。我就一直在想吃石榴，車子已經(jīng)動了，同學跟我講：“高秉涵，你母親在跟你打招呼”；我想把這塊石榴多咬兩口再抬頭，等我抬頭的時候，車子一拐彎，看不到（母親）了。

沒能最后一次回應母親的呼喚成了高秉涵心中永遠的痛，但那時的他還顧不得遺憾，便已開始跟著學校輾轉(zhuǎn)南行。而此時，17歲的黃如藻也進入濟南第四聯(lián)中，隨著學校由山東一路南遷。

黃如藻：當時兵荒馬亂，所以我們學校也宣布，要把學校整個遷到外面去。母親不愿讓我們走，但又不能不讓走，而且在我本人來講，我是一定要走的，所以母親也不能不舍，就這樣在兩相矛盾之間，我們還是跟著學校走了。

高秉涵：南下的火車，車頂上都坐滿了人。車下面用繩子弄了一個網(wǎng)，人躺在網(wǎng)里，吊在車下面。車子外的車門上，人抓著把手，火車變成了一條擠滿了螞蟻的長蟲。

高秉涵跟著學校穿越大江大河，遷往戰(zhàn)火尚未延及的南方。但走到無錫，他不慎走散，與校方失去了聯(lián)系。他記起了臨行前母親對他的叮嚀。

高秉涵：一定要跟著學校。如果學校解散，要跟著國軍走，國軍不回來，你千萬不要回來。

遵照母親的叮囑，他最終一路循著國軍敗退的痕跡到了臺灣。和他一樣跟隨著部隊往南撤退的還有14歲的莊惠鼎，他跟著父兄一起離開山東老家，往南穿越淮河流域時，是1948年11月——國共雙方正在這一帶展開大規(guī)模的會戰(zhàn)。

莊惠鼎：當時七十八軍軍部里的人跟我父親是朋友，所以他們撤退，我們就以老百姓的身份隨他們部隊撤退。我們住的那個村莊，晚上的時候就聽著對方的炮“轟隆”就出了炮口，然后聽到炮彈的聲音，“咻咻咻”，越來越近，“咻咻咻”到了頭頂上，“轟”，就爆炸了。

1948年11月30日的晚上，杜聿明部隊開始撤離徐州。莊惠鼎親眼目睹了這支軍隊一路撤離的景況。

莊惠鼎：我哥跟我爸架著我，一人一條胳膊地提著走，最后回到徐州，沿途看到的就是傷兵、廢棄的武器、汽車、坦克車，都是這樣。我們撤退出去以后碰到一批部隊，問他：“你們出來幾天了？”他說出來3天了。撤退了3天，離徐州只有10公里，3天走了1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