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病危，速歸，媽媽。”我從空襲后的火災中死里逃生才剛剛7天，就收到了母親的這份電報。我住所已失，這份電報是在無人認領郵包、電報的應急集中配送所里找到的。直覺告訴我，兄長已過世，母親只是怕直接寫上死亡太錐心刺骨，才刻意回避了這個字眼。

其實，一個多月前，兄長或許是已經意識到了死亡的臨近，竟不惜拖著病軀，專程趕到東京來與我見面。在我們倆共同生活的一個多星期里，兄弟間促膝交心，無話不談，一切都還近在眼前。

現在想來，那天我們去探訪熟人，站在蒲田站的月臺上，聽著機車的轟鳴聲，望著急行列車飛馳而過的身影，兄長的眼神竟是如此意味深長，不經意間，淚光已在他眼中閃爍。當時我有感而發(fā)：“人哪有那么容易死去。”年少輕狂，多么不負責任的話語，如今想來我依然追悔莫及。兄長這一輩子，真正流淚的，我只見過這一回。就在此前一年的9月，兄長從京都帝國大學機械工學科畢業(yè)，終于實現了多年來的夙愿，進入鐵道?、倬吐?，得以每日與所愛的鐵道工作相伴。正待大展宏圖之際，誰料到哥哥的身體卻受到了結核病菌的侵蝕，以至于不得不放下工作，停職養(yǎng)病。

我接到母親發(fā)來的電報，顧不得隨身行李，就跳上了東京站晚上9點出發(fā)的急行列車。誰知這趟車還沒到名古屋，就在刈谷站附近停滯不前了。原來名古屋市與東京同病相憐，當晚也遭遇了空襲。凌晨3點，可以遠遠望到名古屋市陷入了一片火海。東京開來的急行列車徑直折返，等天亮了才換了臨時列車，在煙霧四起的名古屋市街上徐徐穿行而過，等到達京都時，已是當天下午的遲暮時分。

兄長于1945年3月17日，在母親的懷抱中病逝于京都府立大學附屬醫(yī)院。享年25歲，只比樋口一葉②多活了1年而已。父親過世后，兄長就是我的內心支柱，如今一旦喪失，便成了我有生以來最大的打擊。然而，相比之下，母親痛失最愛的兒子，其悲傷痛苦，又豈是我所能想象的。

母親一直珍藏著兩封剛滿20歲的我寄給她的信，這里不妨以書信原文加以介紹：

兄長抱著6歲的我，于京都自家中。照片背面寫有母親的“守望吾子茁壯成長，此等幸福，當如何感謝”的字樣，時間為昭和六年（1931年）5月26日。兄長于昭和二十年（1945年）3月17日，在母親的懷抱中停止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