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我這個職位的怨恨也導致他對國安會采用的方法滿腹牢騷。在國安會會議上，我跟總統(tǒng)討論時拉姆斯菲爾德并沒有在場，他認為我以偏概全，將個人偏好當成所有負責人的觀點。他抱怨說本來只要將備忘錄交給總統(tǒng)，由他自己決定就可以了，而我卻總是在總統(tǒng)面前絮絮叨叨。有時，總統(tǒng)會讓我多試一次，找到彼此共同的觀點。有時他會聽取國安會內部的辯論，然后告訴我他打算怎么做。有時即便沒能達成共識，喬治·W. 布什亦會輕松地做出決定。但是，通常而言，最好由國家安全顧問發(fā)布內閣部長的決策被否定的消息，而不是讓總統(tǒng)親自通知下去。有時，總統(tǒng)遲遲不能做出決定，這往往表示情況太復雜，如果此事被媒體知曉，參與決策討論的兩位部長肯定會一家歡喜一家愁。

有媒體報道說拉姆斯菲爾德曾拒絕回我電話，其實并無此事。倘若真是如此，我和總統(tǒng)都不能容忍這種行為。只要有時間，我、拉姆斯菲爾德和鮑威爾幾乎每天早上都會通話。拉姆斯菲爾德的確不喜歡國安會會議，認為這種會議實在沒有必要，會干擾他在五角大樓的日常工作，但我們之間絕不存在無法溝通的問題。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我成為國務卿時竟也開始贊同這種觀點。國家安全顧問的工作是協(xié)調各部門、各行政長官之間的關系，并為總統(tǒng)出謀劃策。國安會成員有百十來號人。這項工作要求嚴格，但與內閣部長的職責完全不同。內閣部長必須管理龐大的組織（國務院在世界各地共有5.7萬名員工，而國防部僅文職人員就有70萬之多），需要監(jiān)管、關注并做出決策。部長總會遇到意想不到的任務，而且這類任務通常都已被公眾所知，但尚未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法。這些龐大的機構難以管理，曾任國防部長的羅伯特·蓋茨經常跟我交換意見，我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等你知道時已為時太晚?！?/p>

身為憲法官員（Constitutional Officer）的內閣部長還得對國會負責。國會成員希望部長關注各類事務，包括國會成員的私人問題和重大政策選擇等問題。而且，他們還要不斷地做報告，負責情況通告會，有時還要出席聆訊會。除了應付新聞媒體，處理禮節(jié)問題，還要制定嚴格的行程表，時間極為緊張。為時兩小時的國安會會議是國家安全顧問的核心任務，但部長們并無足夠的時間應付這種事，他們一天要往白宮跑兩三趟。

事實是，如果拉姆斯菲爾德和鮑威爾之間的不信任沒有影響部長做決策，那我們也可以少開點兒會。這兩個人的行事風格大相徑庭：鮑威爾在國際政治事務方面是出了名的和事佬，拉姆斯菲爾德則相當強硬。拉姆斯菲爾德做事不拘小節(jié)，而鮑威爾每次都會明察秋毫。當然，他們之間工作作風的差異部分原因是其工作性質的不同。但也并非僅是如此，他們的性格和世界觀也大為不同。拉姆斯菲爾德的世界觀黑白分明，特別是“9·11”事件后，他的觀點經常跟總統(tǒng)的頗為相似。

拉姆斯菲爾德掌管的國防部的工作不能大張旗鼓地進行，這是他面臨的又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他吩咐下屬制定決策，但不一定每次都會批準手下的決定，他的那些下屬也怕他發(fā)脾氣。五角大樓的工作就是這樣，只要部長沒點頭，什么都不算確定。這讓由哈德利執(zhí)掌的國安會助理委員會會議（Deputies Committee）的工作寸步難行，拉姆斯菲爾德討厭國安會會議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我們都會妥善處理我們之間的緊張關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沖突也愈加頻繁。這種事其實非常尷尬，特別是對于總統(tǒng)而言，因為總統(tǒng)手下的行政工作人員也會跟內閣部長發(fā)生沖突，他們的情況亦是如此。有幾次我和拉姆斯菲爾德在眾人面前爭得不可開交。一次，吵完之后我們兩個人并肩走過玫瑰花園的門廊，我轉頭看著拉姆斯菲爾德，問道：“我們之間出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