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消息怎么會走漏的呢？

廖承志頗為機智，他在上海，并不住在母親何香凝那里。他突然遭捕，深知唯有迅速把這一消息告訴母親，才可能運用母親的社會影響來營救他和他的戰(zhàn)友。怎么辦呢？他在被捕之后，詭稱“有一伙計，住在辣斐德路（今復(fù)興中路）”。敵探大喜，以為廖公子愿供出同伙。于是，就在廖承志被捕的當天夜里，由“三名西捕、兩名華探”陪同，前往“伙計”家中。

廖承志把敵探帶到辣斐德路辣斐坊（又稱光裕坊）8號樓上。原來，那里是他母親何香凝的住所。何香凝見兒子戴著手銬，頓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廖承志巧妙地把“絕密”消息外泄。就這樣，廖承志被捕的消息，當夜便傳到新聞界。翌日，報紙飛入千家萬戶，上海嘩然……

國民黨密探怎么會得知廖承志的行蹤呢？

廖承志一落入虎口，便編好了一套假口供：去山西路五福弄9號，為的是找茶商歐陽純訂購茶葉，打算運往東北，慰勞艱辛抗戰(zhàn)的將士們。審訊總是在茶葉問題上兜圈子。敵人不得不亮出了手中的“王牌”，要一個名叫王其良的丑類與廖承志對質(zhì)。

王其良其人，自稱“193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初任支部書記，現(xiàn)任全國總工會秘書長”。王其良在上海閘北共和路被敵探密捕，面對帶血的刺刀和高舉的皮鞭，他屈下了雙膝。王其良表示“愿意悔過”，并“愿提供共黨的秘密”。作為他的“貢禮”，便是泄漏了廖承志、羅登賢（當時報道曾誤為羅敦賢）、余文化三人將去山西路五福弄9號開會。

王其良清楚地“交代”了三人的政治身份：“皆為中共黨員。羅登賢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余文化系紅軍軍長張國韜（即張國燾）之叔，而廖承志則為全國海員總工會之書記?！?/p>

敵探據(jù)王其良的密報，在五福弄布下了羅網(wǎng)……王其良的情報倒是確鑿的，因為這個叛徒曾與廖承志等共事。三人之中，以羅登賢的黨內(nèi)職務(wù)最高。他比廖承志大3歲，早在1925年春便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1928年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余文化則是中共中央委員。

面對王其良的對質(zhì)，廖承志直搖頭，說道：“我與王某從未相識，自有生以來，今日尚屬第一次見面。彼之供詞，盡屬莫須有之詞?！绷纬兄臼缚诜裾J，弄得王其良頗為尷尬。

55歲的何香凝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幫助下，充分運用她崇高的社會威望，開始了營救工作，因為何香凝以母親的身份公開出面營救最為恰當。何香凝是資深、堅定的國民黨左派，連蔣介石也奈何她不得。1927年11月，當蔣介石與宋美齡準備在上海結(jié)婚時，曾恭請何香凝為“證婚人”，被何香凝一口回絕，連他們的婚禮也拒不參加。

1933年3月29日凌晨，何香凝擬就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行政院長”汪精衛(wèi)等的電報，全文如下：

小兒承志，在滬昨晚被外國捕房拘捕，但未悉拘留何處。余愿與兒共留囹圄，惟不愿留外國人囹圄，要求解往華界，即死亦愿在華界，不在租界。請示復(fù)。

何香凝

這便是3月29日上海各報報道的“何香凝致電中央營救”。

首先聞訊趕來的是楊杏佛先生，他向何香凝表示，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將著手營救廖承志工作。營救廖承志，需要聘請一位律師出庭辯護，伸張正義。楊杏佛與何香凝商議，定下了律師人選——吳凱聲大律師。

吳公館就在何香凝家弄堂對門，楊杏佛與吳凱聲商討如何營救廖承志。

當時的形勢十分嚴峻。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nèi)”，加緊了對共產(chǎn)黨人的搜捕。當時上海市公安局的捕房律師聲稱：“本案（指廖承志等三人）為危害民國之案件，依法可處死刑?！?/p>

廖案既已披露于報端，萬眾關(guān)注，捕房便把此案交“江蘇省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當時簡稱“高二分院”）審理?！案叨衷骸钡脑洪L郁曄宣布，3月31日下午2時，開庭公開審理廖案。郁曄又名郁華、郁曼陀，即郁達夫之兄，比郁達夫大1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