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老先生的字可謂撇捺皆劍，蒼茫遒勁。當時我就想，他或許不應該是前國民黨銀行高級職員，而應該是前國民黨高級將領才是。

我這樣看著別人的“風景”，說不定別人也同樣看著我的“風景”。在“牛棚”中我年紀最輕?；蛟S是我要幫忙高華翰老師將中間的“床”早收晚鋪，白天改成我倆學習用的課桌對面而坐，也或許高老師是個女的需要有人搭理幫襯，所以，高老師對我很好。武漢冬天奇冷?！芭Ｅ铩碑斎皇遣荒苋∨?。我家在漢口，帶的衣物不夠御寒，高老師堅持要我穿她的長黑呢大衣。當我穿上大衣出現在公共場合如動員大會上時，我的畫家朋友王粵禾老師就忍不住在背后小聲打趣：“哪里來了個于連呀?！辈恢l打了小報告，這下我可慘了，當即要我回到“牛棚”將大衣脫下來，理由是不準“串聯(lián)”：

到現在還要頑固地散布資產階級那一套腐朽的東西！

我從家里帶來了一尊毛主席塑料像，塑料里面摻和了熒光粉，所以晚上它能閃著熒光。白天學習我就把它擺在我的桌前，形成了一個標志。這在當時太普通不過了。沒想到這也成了挨批的由頭。在批判我時，有一個技校的老師站起來，用一種在行于虛偽而深諳虛偽的模擬口氣諷刺著：

你看他多么虔誠地把毛主席的像擺在自己桌子的中央，好像隨時都在向人表示我有

多么忠誠，我有多么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可從上到下，從里到外，你看他的頭發(fā)，你

看他今天穿著從地主資本家的大少奶那里風流來的黑呢大衣的樣子，你能嗅得出有哪一

點氣味是無產階級的嗎？沒有，絕對沒有，有的是十足的暗中嘲笑地得意和明目張膽地

挑釁，反革命的氣焰囂張得很，猖狂得很，猖狂到公然向無產階級示威的地步。

這些批判的用語可以不去管它，也可以不管別人怎么看，但有一個問題長久地擱在我的心里：我的行為是真誠的，還是偽善的？對毛主席，或對“文化大革命”，我是真心的，還是虛情假意，或半心半意？例如，在“牛棚”中，和那些人相比，我革命嗎？是我真實，還是他們比我真實？或許，在這些非此即彼的二值邏輯中，當時我敢肯定我是真的，但后來才意識到我對我肯定的“真”并不真懂為“真”。

即便在當時，說實在的，這樣的問題，不問很自信，例如我堅信“我比誰讀馬恩列斯毛都讀得認真”，“我是捍衛(wèi)馬克思主義的自覺戰(zhàn)士”，但要真的問起來，則越問越糊涂。例如，對自己的某些看似平常的行為，以為懷著真誠的信念和感情，但只要反躬自問“真的如此嗎？”，當下的“直接性”沒有不被某種“隔”間隔開來的。

后來我真的問過我自己：“為什么要擺毛主席像？”我不得不承認，這個行為與其說是內心的信念，不如說是“給別人看”的需要，甚至潛在地就是一種“區(qū)別”標志；而“給別人看”分明又是無對象性的，要打倒你的人根本不會看，不打倒你的人無所謂看不看，相信你的人反而覺得很滑稽，等等。所以，即便這個行為的當時，只要認真反問一下，絕對不難意識到，它其實是自保意義上的自欺或自我安慰，很蠢的自我需要而已。

相反，“牛棚”中的其他人，都“老成”到、“世故”到或“反動”到不需要這樣的表現了，至少他們已經意識到“無效”。我當時為什么總相信會“有效”呢？唯一可以成為支撐理由的只能是—自以為讀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我懂所以我信。

一場“文革”對于我的意義，往簡單里說，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我懂了何謂‘懂’?！睋Q句話說，原來那么堅信的“懂”怎么會都漂浮起來了呢？這對我往后走上“哲學”幾乎有決定性的影響。

2002年春　動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