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的邵氏電影是在棚里面搭景，不夠真實。過去為了兩餐溫飽，顧不了別的太多。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jīng)濟起飛，資訊發(fā)達，大家不甘于只看到在片場里拍出來的粉飾太平，歌舞升平。香港出現(xiàn)其本土文化，更多民生問題暴露出來。”

“無線電視很有先見之明，拍的電視連續(xù)劇反映社會陰暗面和社會矛盾的尖銳題材，用實景拍攝，用膠片拍攝，正是那群年輕導演所擅長的，當大家對邵氏那種在片場電影已經(jīng)有點疲憊，這群年輕導演應運而生。”那是一個“創(chuàng)作飽滿”的時期。

“許鞍華是我的楷模，她的金句是‘沒有回頭路’。每一部電影她都當成最后一部去拍。她說，我有點年紀了，也不能一直拍電影。然而大學讓她去教書，她教了一段時間就受不了，還是回來拍電影。一直到現(xiàn)在她還可以拍幾百萬的小成本。”

“有一次，香港電影評論協(xié)會給許鞍華一個導演獎，許在臺上說，她大概會是一個老死在攝影機后面的人。”

1985年，關錦鵬開始獨立執(zhí)導處女作《女人心》。1986年的《地下情》讓梁朝偉的憂郁之氣首見天人。1988年《胭脂扣》成就張國榮與梅艷芳的唯一合作，獲第八屆香港金像獎最佳導演獎及最佳作品獎，并獲法國第十屆第三世界影展金球獎、意大利都靈國際電影節(jié)評審員特別大獎，成為香港當年十大華語賣座片之一。1989年《人在紐約》獲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女主角、攝影等獎項。1991年執(zhí)導《阮玲玉》，張曼玉奪得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從花瓶涅槃至柏林電影節(jié)首位華人影后……他成了最著名的女性題材電影導演。

他自少年時就喜讀張愛玲，算是張愛玲的隔代知己。“她的書我每過一兩年都會再拿出來翻翻。我深信張愛玲是有勇氣的人，她人太剔透。”他理解她的曠世孤獨，“因為厚道，才懂得尖酸。”他對我們說，張愛玲的小說，最重要的是她的“反諷”。1994年他拍出了《紅玫瑰與白玫瑰》，文字作為字幕出現(xiàn)，如一個旁觀者冷冷的評論，當時香港評論說“關錦鵬奉張愛玲為神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