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jù)后來在國民政府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等要職的朱家驊所說，雖然丁文江任淞滬商埠總辦的“動機完全是出于熱誠愛國”，但這一段事跡也是丁“最受批評的地方，也可以說是他生平的恥辱” （《丁文江年譜》王仰之編）當時亦有不少評論者認為，民國時期號稱一代人杰的丁文江、翁文灝等人，從他們后來的從政生涯看，充其量算是一“行政人才”，或是一個優(yōu)秀的技術官僚，而非政治家，更談不上胸納四海，氣吞八荒的大政治家。盡管丁文江以“治世之能臣”的政治家自詡，仍無法逃脫這一定命，最后淪落為“不懂兵而喜言兵”的“亂世之飯桶”。

盡管如此，胡適等人還是想法替這位“丁大哥”洗刷不白之冤，認為丁氏確有其抱負和實績。胡后來曾專門為丁作過一本《傳記》，并評價說：回看過去，丁文江任內有兩件事值得記載，“第一是他建立了‘大上海’的規(guī)模，那個‘大上海’，從吳淞到龍華，從浦東到滬西，在他的總辦任內才第一次有統(tǒng)一的市行政，統(tǒng)一的財政，現(xiàn)代化的公共衛(wèi)生”；“第二是他從外國人手里為國家爭回許多重大的權利。”而“收回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堂當然是他最大的成功”[2]無論胡適如何為其開脫，書生丁文江畢竟沒有看清大勢，隨著軍閥孫傳芳的轟然倒地，他這個商埠總辦的政績也隨之風消云散了。據(jù)丁的好友、著名史家、外交家蔣廷黻回憶，丁曾多次揶揄地說：“中國的問題要想解決，非得書生與流氓配合起來不可。”[3]這是丁文江之沮喪與失望的話，也是八個月宦海生涯得出的教訓和經(jīng)驗。

1926年下半年，胡適取道西伯利亞赴英國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議，途經(jīng)莫斯科到巴黎小住，順便查閱研讀藏于大英博物館的敦煌卷子，當年在五四運動中一舉成名，時留學歐洲，極富才氣、霸氣與水泊梁山英雄之氣概的傅斯年，于9月1日專程來巴黎看胡，二人到一家名叫萬花樓的中國餐館吃飯。進門之前，忽見有人散發(fā)傳單，說胡是“孫傳芳的走狗”云云。胡當時就意識到這可能與他的好友丁文江被臭名昭著的孫傳芳委任為淞滬商埠總辦有關，事實證明確實如此。傅斯年在飯桌上也談到丁文江，對其行為表現(xiàn)出極大憤慨，謂丁氏毫無知識分子骨氣，為中國的讀書人丟盡了臉面云云。席間，傅斯年曾三次對胡適說自己回國后第一件事就是刺殺丁文江，取其頭顱以謝天下——這就是傅斯年要殺丁文江事件的經(jīng)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