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文世界里，胡適研究是一個由男性宰制的研究領(lǐng)域。這里所說的男性宰制的意思有兩層。第一層意思是指當今中文世界里研究胡適的學者泰半是男性。舉個例子來說，2011 年4 月在南京舉辦了一個紀念胡適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會議。在這個會議里發(fā)表論文的共有34 位學者，清一色都是男性。這當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也當然不會是主辦單位有意造成的。然而，研究胡適的學者泰半是男性的事實，在這里是展露無遺了。如果研究胡適的學者泰半是男性，則胡適研究是一個男性宰制的領(lǐng)域的第二層意思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說，中文世界里的胡適研究充斥著男性宰制的意識。這并不是說作為男性就不能有超越男性意識的可能，而毋寧是說除非男性有意識、批判地檢視他們的性別意識，否則他們就無法沖破男性中心的藩籬。我在《男性與自我的扮相：胡適的愛情、軀體和隱私觀》一文里，征引了茱蒂司·衛(wèi)爾特（Judith Wilt ）一句警言。她提醒我們：一個人會批判社會上性別的不平等、男性的偏見與不負責任，并不意味著他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① 

①　Judith Wilt,“Recent Stud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 35.4, Nineteenth Century(Auturnn, 1995), p.810. 

我這本《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是在2006 年12 月出版的。到現(xiàn)在為止，我還沒在中國的學術(shù)期刊上看到對本書的書評。這或許是因為中文的學術(shù)世界里還沒建立起書評的制度，或許是因為中文的學術(shù)世界對其不認定為學術(shù)的書籍不作書評。殊不知分析胡適的情感跟研究他的思想一樣，都必須要有方法、要有理論，不管作者自覺與否。因此，都是學術(shù)品評的對象。如果我們不以學術(shù)體制內(nèi)的書評為限，則這五年之間，倒是陸續(xù)出現(xiàn)了幾篇長短、詳略不等的書評。其中，尤小立的《歷史真相與歷史敘事中的“美”》是最值得拿出來討論的一篇。這不但是因為這篇書評很有慧眼地點中了本書一個非常重要的缺失，而且因為它可以讓我用來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胡適研究是一個由男性宰制的研究領(lǐng)域。第二個問題是：中文世界里的歷史研究仍然秉承著十九世紀實證主義的馀緒而不自知。雖然我用的是尤小立這篇迄今為止我所看到的最好的書評，但我所批評的與其說是尤小立，不如說是這篇書評所反映出來的中文世界里的胡適研究。

尤小立這篇書評最有見地的地方，在于指出我那“公”、“私”兩相滲透的觀念未能用來貫穿全書。他說：

作者注意到胡適“在所謂‘私’域里的行為，包括他對婚姻與愛情的處理方式，與他在‘公’領(lǐng)域的作為，是息息相關(guān)，有其共同的模式可循的”。他認為：胡適“在‘公’領(lǐng)域──國際關(guān)系和政治參與等──所揭橥的行為準則，與他在‘私’領(lǐng)域?qū)ψ约核龅囊笫且恢碌?，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rdquo;（頁81-82）。但是，這個發(fā)現(xiàn)不知為何沒有被作者當成指導(dǎo)原則貫穿全書的始終，從實際的內(nèi)容看，似乎只有江冬秀獨享著同情的理解，一旦超出江冬秀或胡江婚姻的范圍，就不再適用。

尤小立這個批評我完全接受。這點疏漏，就證明了作者在寫書的時候，如果不小心，可能就會產(chǎn)生首尾不相連、以及論點無疾而終、或虎頭蛇尾的問題。我感謝尤小立電郵寄贈該書評，讓我能在本書的增訂版中針對這個缺失從事修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