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書那會兒，有一個姓屈的英文老師。面對同學在課堂上睡覺這種事兒，他從不氣惱，更不會臉紅。相反，他會放下書，坐下來跟我們聊他的青春。他總說：“我提倡你們做白日夢，因為只有先有了這個白日夢，你們才會有動力去把它變成真的。”說完他會拿出一臺錄音機，塞進去一盤磁帶，給我們放歌聽。

樸樹的歌總是那么好聽，我最愛的是《白樺林》。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我趴在書桌上，眼睛看向窗外操場上的合歡樹，風吹起來時，葉子與葉子熱烈相擁，陽光也不顯得刺眼。我還記得那個穿著白襯衫的少年在操場上奔跑的樣子，女生與女生拉著手偶爾挽起鬢邊的發(fā)，一切都美得如同幻境……在十年后的這個冬天，我突然想起這些畫面，不是沒有原因的。

你知道，在單薄的青春里，能夠支撐我們的，總是這樣那樣的幻想，白日夢顯得尤為重要。

那時候，我的夢想樸實又現(xiàn)實，我想做一名語文老師，或是當個作家，直至我離開那個小城。后來的這些年，我在這座城又或是那座城滿眼看到的都是高大的法國梧桐樹，再也沒有看到過合歡樹，也甚至再也沒有聽到過樸樹的聲音。人們總聊金錢多過于夢想，夢想變得遙不可及。

二〇〇七年，是我的幸運年。我離開工廠，開始給紙媒寫稿。

也是這一年，我認識了安小漠。我們都熱愛寫作。在很多個深夜，一起在網(wǎng)上聊天，互相聊寫作。從一個個深夜，到一個個天明。早些年的文字是跳躍在指間的焰火，讓人著迷，讓人惶恐。迷人的是，它們從指間流淌而出，遵從于心；惶恐的是，那些印在紙上的字，字字剜心。

我一直都相信因緣，對世間所有相遇都深信不疑。就好像六年后的今日，我與安小漠兩人坐在同一間辦公室內(nèi)，兩人都沒有過多的驚訝，仿佛一早就知道會發(fā)生一般。

六年后的安小漠，與六年前的安小漠沒有什么不同。她還是那個活在夢中的少女，為夢想而活，為最初的愛而活著。

二〇一三年八月，我在為手頭上做的一本書拍攝一個短片。聊的話題很粉紅、很少女，當時我在旁邊坐著，聽她講十七歲的故事。那會兒天很熱，陽光熱烈，窗外的蟬鳴沒完沒了，跟十七歲時沒什么兩樣。中間我好幾次很恍惚，以為坐在對面的那個人就是我。

那個說話顫抖，滿懷一腔孤勇的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可不就是我嗎？可惜，我們都沒有那么勇敢。唯一做過最為勇敢的，就是在正當年紀毫無指望地愛上一個不會在一起的人。

有天晚上，我們好幾個人一起去吃飯。在燒烤店里，坐在隔壁桌的女生一直在喝酒，期間跟坐在對面的男生哭訴：“我為什么總是這么痛苦？我到底做錯了什么？”她沒少流淚，坐在對面的男生除了沉默著撓頭，再也沒有別的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