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家又臟又破的小館子里。那天我和同事一起吃飯，吃到一半，我拿出一支派克筆來顯擺，說：“這筆真好寫，你猜值多少錢？”這舉動確實有點(diǎn)輕佻，我同事撇撇嘴，嘲諷地笑了一下，什么話也沒說。我十分沒趣，訕笑著給自己找臺階下，說其實不值什么錢，這是吉利剃須刀的贈品，那剃須刀才賣二十五元。這時感覺有人看我，我扭過頭，一個又瘦又干的中年人正盯著我笑，說你喜歡筆啊，我點(diǎn)點(diǎn)頭，他走過來坐下，掏出一支黑底白花的鋼筆來，說喜歡筆的肯定不是壞人，這個就送給你吧。我又詫異又害羞，紅著臉推辭，說這怎么好意思。他一直笑，說拿著吧拿著吧，這筆挺好寫的。然后神神秘秘地問我：“你有沒有發(fā)現(xiàn)咱倆挺像的？”

我那時剛大學(xué)畢業(yè)，總以為自己有兩米多高，其實絕不會比北大的雙料博士懂事更多，也不知道這筆值多少錢，糊里糊涂就收下了。不過我可沒發(fā)現(xiàn)自己有哪一點(diǎn)像他，我雖然長得不太像人大代表，但畢竟青春逼人，比他年輕，也比他健康，要拿他跟我換，我還真就不大愿意。當(dāng)然，他要有個千兒八百萬的，那就另說。天知道我多想當(dāng)個有錢人。再說，他長得也不特別像李嘉誠；再說，李嘉誠也不會到這種地方吃飯；再說，嘿，我倒是認(rèn)識李嘉誠，可惜李嘉誠不認(rèn)識我。

過了不久，我就從原來那家單位辭了職，在一個小公司找了份人事管理員的差事，每天拿著那支筆寫寫畫畫的，感覺確實是好寫，又流暢又順滑，拿在手里也沉甸甸的，頂部還鑲了一塊玻璃，每當(dāng)太陽照上我的桌子，它就一閃一閃地發(fā)亮，看起來是挺不錯的。

有一天公司開會，我做會議記錄，記完了拿給老板簽字，順手把那支筆遞了過去，他開始沒在意，拿起來龍飛鳳舞地畫了個押。然后表情就有點(diǎn)不對，拿著那支筆上下端詳，端詳了半天，陰沉沉地開了口：“你這么有錢還打什么工？”這話一聽就不是好話，我心想這老板是吃錯藥了吧，結(jié)結(jié)巴巴地跟他解釋說：“我大學(xué)剛畢業(yè)，父母都是普通職工，哪有什么錢？”他撇著嘴冷笑，說你裝得倒挺像，不過你這樣的人，我見得多了，我們廟小，容不下大神，你還是走吧。

這樣我一下子就失業(yè)了兩三個月，心里一直納悶，不明白老板為什么炒我，更不明白他為什么說我有錢。說實話，我做夢的時候倒是有不少錢，可惜政府不準(zhǔn)那錢流通。就我這模樣，身穿地攤貨，腳蹬溫州鞋，全身上下加起來不超過二百元，只有手里的包算是高級皮包，因為它的英文名就叫Gaojipibao，夜市上買的，值四十元呢。想來想去，肯定是那支筆出了問題。但一支筆貴又能貴到哪里去，又不是汽車。一支派克賣二十五，這支筆即使翻上十倍，二百五也頂天了。我身穿地攤貨，腳蹬溫州鞋，手提Gaojipibao，再加上一個二百五，怎么就成了有錢人？

大城市的生存壓力實在是大，我身上就那么幾個錢，連著幾個月沒工作，眼看著就要彈盡糧絕。我雖然長得不怎么樣，自尊心還挺強(qiáng)，不到萬不得已不肯跟家里開口，一天天地硬挨，吃也不敢吃，穿也不敢穿，買包洗衣粉都得計算半天性價比。一到晚上我就躺在床上激勵自己，想秦瓊賣過馬，孔子斷過糧，老凡?高都差點(diǎn)餓死，我這點(diǎn)困難又算什么？況且我兜里還有幾百塊呢。不過心里確實焦躁，又急又愁，天天低著個頭在路上踅摸，想要是能撿個錢包就好了。說來可憐，那些日子我把脖子都扭錯位了，糊了一頭膏藥，也沒看見那個該死的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