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于我是一個，同伴們（大約都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歲）如整群白鳥在一種對小說冒險充滿遠眺激情的于藍天飛翔的整幅記憶畫面。我們后來被稱為“內向世代”。似乎這批臺灣六○后的年輕小說家群，在政治解嚴、文化的現(xiàn)實位標因媒體開放，因洶涌竄出的專家語言而立體縱深。年輕的小說家們已到了臺灣現(xiàn)代小說語言實驗的第三代了（在我們前代的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李永平、張貴興、李渝、舞鶴……），他們的作品，似乎已將中文現(xiàn)代主義的語言實驗，推到一個成熟且貪婪連接上卡爾維諾、波赫斯、艾可……這些如萬花筒如迷宮，小說如連接世界不同語境之觀看方法論的“大航海時代”，你可以透過小說的虛構、賦格、飛行設計圖或類似一座大教堂的繁麗建筑……你可以出航到人類心靈海洋的任何百慕達，捕撈任何一迷蹤、裹脅了神秘、失落存在意義的白鯨。

問題是，回頭觀看當時的我們，這批處于九○年代臺灣六○后的年輕小說家群，你會發(fā)現(xiàn)，他們動員了更精微的顯影術，更微物之神的靜室里的時光踟躕、更敏感的纖毛和觸須……卻都像是如此專注卻又無能為力地想探勘“我是誰”——那個大歷史圖卷已無法激起說故事熱情；“我”，像被摘掉耳朵半規(guī)管的醫(yī)學院實驗課的鴿子。那樣的自畫像，通常已是一張殘缺的臉。

這是我在時移事往，二十年后，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在北京出版，我想提醒此間讀者的。它并非一本孤立之書，或僅僅再復制一次“女同志的少年維特的煩惱”。

我非?？謶帜菢尤鐦O陷光焰將一切黯滅的黑暗般，全吞噬進一“遺書”（遺體）的詩語言的輝煌和表面上的驚駭與肅穆。事實上，從邱妙津開始，到黃國峻、到袁哲生……像一只一只同伴白鳥的殞滅，他們以自殺裹脅而去的巨大冰冷、空無之感，在事件剛發(fā)生如此貼近的我那一輩剛要跨過三十歲，將小說作為辨證世界、其命運交織、雜駁無限本質的“方法論”（卡爾維諾所言），他們確實強迫我們將正活著（且其實才剛要進入創(chuàng)作上稍微能理解、掌握的時期）的時光，全歪斜、死灰成“余生”。那似乎取消了你必須像赤足踩入黑夜水池哆嗦感受其寒冷的，卑微的活著，繼續(xù)在時光的長河中觀察其實黃金誓盟之愛如何腐蝕；持續(xù)的衰老，進入一種社會網(wǎng)絡的男女關系、經(jīng)濟關系、或慢速一如卡夫卡城堡的醫(yī)療體系的死生關系。那似乎取消了（作為一個小說家）你必須有足夠時間展輻以理解、觀看，才得以百感交集體會的“全景幻燈”：文明如何墮壞、人類存在處境有時可以流放在怎樣野蠻不幸之境；或如庫切的《屈辱》或納博可夫，那極限光焰，光黯滅前必須去交換的，時光爛葉堆中，你屈辱活著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