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海外之人即使沒有被同化，或多或少也要入鄉(xiāng)隨俗一點，但張大千跑到國外去反而更加中國化，在洋人的地盤，他照樣穿長袍，吃中餐，住中式園林，他的喜好乃至情趣都完全是中國的。一個人愛不愛國，往往要到了他離開這國家之后才能看得更加真切啊。

人越老，思鄉(xiāng)病就越嚴重。1979年末，一位日本畫家送給張大千一瓶從西安華清池采集的水，張大千激動落淚，以此水研磨作畫；1982年3月，一位從中國訪問回來的美籍人士向張大千贈送了一包“故鄉(xiāng)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張大千老淚縱橫，泣不成聲，恭恭敬敬地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的靈位前。

在張大千晚年的詩詞中，思鄉(xiāng)成了主旋律：“萬重山隔衡陽遠”、“萬里歸遲總戀鄉(xiāng)”、“平生夢結(jié)青城宅”，故鄉(xiāng)的山水在他的心中縈回纏繞，揮之不去，于是《長江萬里圖》、《廬山圖》這樣的巨作噴薄而出，如相思之情一樣不可遏制。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張大千身上負有“叛逃”的罪名。但當時大陸方面不僅沒有拒絕他回歸，反而千方百計在動員他回國。與大千交情很深的謝稚柳就曾奉陳毅之命給張大千寫過信。而據(jù)另外一個與張大千有交情的畫家葉淺予回憶，周總理也曾多次過問張大千，一次是讓他和徐悲鴻聯(lián)名寫信勸張大千回國，一次是張大千的家屬楊宛君捐贈了張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畫臨摹稿，周恩來獲悉后，親自指示文化部頒發(fā)四萬元獎金，并要求在這筆將獎金中留一半給張大千回來后用。除此之外，周總理還指示有關(guān)部門，擇機動員張大千回國，張大千的親屬、子女多人都曾擔任過勸說“大使”，千里迢迢，苦口婆心。

然而，大陸方面的“糖衣炮彈”并沒有打動張大千，這里面固然有對大陸政治高壓的恐懼，許多親朋好友在政治運動中的悲慘遭遇讓他不寒而栗；而另一方面，張大千的個性與脾氣與當時大陸的風氣格格不入也是重要原因。

“文革”之后，謝稚柳在答記者問時這樣解讀張大千不肯回國的原因：“第一，張大千自由散漫，愛花錢，在國內(nèi)，沒有這樣的條件。第二，張大千自由主義很強烈。要是讓他當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美協(xié)理事等職，經(jīng)常要開會，肯定吃不消。張大千這人，只適宜寫畫，不適宜開會，他不擅說話，更不擅作大報告?！?/p>

相信張大千在看到這段話時，一定會感嘆：“知我者，稚柳也！”張大千是個個性非常強的人，身上有著強烈的自我認同感，他一生為自己畫的自畫像多達一百幅以上，有可能是古今中外畫家中給自己畫像最多的一位。這樣的人不會盲目去崇拜別人，如果需要看哪個是他崇拜的人，他或許會去照鏡子。而當時的大陸，卻是絕不允許一個有強烈個性的人存在的，所有的人都需要服從大局，犧牲掉自己的個性。

張大千的好友林語堂曾用八個字贊嘆大千的為人：“頂天立地，獨來獨往”，如果張大千回來了，他也就“獨”不起來了，“泯然眾人矣”了，這樣的張大千也就不是真正的張大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