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消極歸隱的念頭只存在了很短的時間就被打消了，在詩社后期寫給詩友陳宗魯（后拜入陽明門下）的詩中，王守仁積極追求內(nèi)圣外王的意念再次顯露：

學詩須學古，脫俗去陳言。

譬若千丈木，勿為藤蔓纏。

又如昆侖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

吾茍得其意，今古何異焉？

子才良可進，望汝成圣賢。

學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這是先就明代前七子的文學復古主張討論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又轉(zhuǎn)到成圣的話題上來。

弘治十年，王守仁26歲，回到北京。

這段時期，王守仁開始用心鉆研兵法，四處尋覓兵書來研究，每遇賓宴，經(jīng)?！熬酃肆嘘嚍閼颉?，顯然是想成就一番統(tǒng)御之才。

可惜，弘治時期的明朝已不再具有主動出擊的軍事意志了。實力是一方面，意志是另一方面。休養(yǎng)生息得久了，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再打起來牽涉到方方面面，患得患失，投鼠忌器，最終自然也就文恬武嬉了。

明孝宗一度想建功立業(yè)，掃平北方，卻遭到大臣們的阻止，于是他去問還算有些想法的內(nèi)閣大學士劉大夏：“太宗（朱棣）頻出塞，今何不可？”老油條劉大夏答道：“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將領(lǐng)士馬遠不逮。度今上策惟守耳。”

至此，明朝的皇帝再沒有揮師北伐的激情了（腦殘志堅的朱厚照除外）。

但這絲毫不影響王守仁學習兵法的熱情，因為即使不當軍事家，兵法中蘊含的一些權(quán)謀思想也值得一個有追求的人把玩與借鑒。后來的事實證明，心學在制敵時其實就是兵道。

王守仁對《司馬法》的點評頗具儒家的王道風范：“用兵之道，猶必以禮與法相表里，文與武相左右。”

不要嘲笑王守仁的書生氣，以儒術(shù)解釋兵道是合理而正義的。兵者，國之大事，關(guān)系到民族存亡，國家興衰，不用正義統(tǒng)帥必成兇器，王守仁站在“天下”這一高度看待戰(zhàn)爭，已不囿于一役之勝負。

而他評價《吳子》時又有點知行合一的意思：彼孫子兵法較吳豈不深遠，而實用則難言矣。想孫子特有意著書成名，而吳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這一段對孫武和吳起的對比太精準了，殺妻求將的吳起渴望出人頭地，卻一生坎坷，簡直就是中國版的于連。性格決定了其帶兵打仗追求實用的特點，包括他愛兵如子，親自為生瘡的士兵吸膿，目光如炬的司馬遷在寫《史記》時卻很不厚道地通過士兵母親的話暗指他收買人心。事實上，吳起這種死了都要找人墊背的實用主義者被人不爽是很正常的，但《吳子》的價值正在于其務(wù)實到極點的態(tài)度?！秾O子兵法》喜歡談理論，把里面的軍事術(shù)語刪去就是《老子》?！秴亲印穭t不同，它絕不說任何大而無當?shù)脑挘ㄆ恢v“山谷中應(yīng)該怎么布兵，森林里應(yīng)該怎么行軍”，可以說《孫子》是戰(zhàn)略，《吳子》是戰(zhàn)術(shù)。

而在王守仁看來，兵者，就是用來以暴制暴的利器。這一點同心學一樣：志者，帥也。同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朱熹曾說：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

心學也是如此，這是一門煉心的學問，不在正心上下力，不在立志上用功，只貪求權(quán)術(shù)，違背圣人之道，永遠不可能達到隨心所欲，運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這年是王守仁的思想沖突融合最為激烈的一年，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的他在談兵的同時還潛心佛老，又不知從哪找來一封朱熹上宋光宗的奏疏，老朱在奏折里教育皇帝說：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對朱熹已經(jīng)有所懷疑的王守仁還是照著他開的“方子”修煉了一段時間，仍感一無所獲，于是對自己成圣的目標越發(fā)表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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