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論心還是論跡上來，原儒毫無疑問是論心的，可到了宋朝，時也，勢也，宋儒一面為了抵制佛學虛無思想的侵蝕，一面為了標新立異，開始傾向于論跡，向外界向書本去尋求答案。本著理解萬歲的想法，設身處地地考慮一下，人家宋儒也不容易，皓首窮經搞研究，沒名沒利的，看著那個因為會寫幾首流行歌曲而大紅大紫的柳永，宋儒們那叫一個氣啊。

氣有何用？那時又沒“百家講壇”，不然上去為“康乾盛世”歌功頌德一番也能被封個國學大師不是？于是宋儒們開始著書立說，另辟蹊徑。于是，看他們書長大的小朋友會多一些理性思維，卻離“原儒”越來越遠。

唯一不變的是，古往今來所有這些人，包括宋儒，都在窮極思索，考慮同一個問題。

心與道（理）。

神秘莫測的道。

道，無形無相，無大無小，卻是產生天地萬物的根本。

心性與天道（天理）的關系最早是孔子提出來的，但他自己也沒解釋清楚，所以子貢才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于是這個問題被留給了后世的儒者，一大堆人靠研究這個混飯吃，結果越研究越復雜，越解釋越艱深，成了一門門檻很高的“學問”。于是朱熹跳了出來說，你們別亂搞啦，拿著納稅人的錢搞來搞去沒個結果，真以為自己是紅學家啊？讓我來告訴你們，道這個東西和你的心沒有任何聯(lián)系，它存在于自然界中，格盡萬物才能領會道的真諦，所以廢話少說，都去格物吧！

在朱熹同學高音喇叭的鼓吹下，大家都認認真真地去格物，希望通過推究事物的原理來總結為理性的知識。

于是，又回到王陽明躺在石棺里苦苦思索的那個問題，論心還是論跡？

這個問題討論了上千年，直到今天依然聚訟紛紜。

誰更接近真理？

古往今來的思想家、科學家無不希冀用文字和公式描繪出這個世界的準確圖譜，于是就有了分門別類的學科，人類中最聰明的那部分人，站在前人搭建好的舞臺上，繼往開來，傳承著這項偉大的事業(yè)。

然而，世界已被證明是混沌的。物理學走到20世紀就開始“測不準”，越來越飄忽；文學領域更是玩起了現(xiàn)代派、意識流，偏不好好敘事，這正是對扭曲復雜的現(xiàn)實世界做出的無力吶喊。

企圖用文字和公式來構建一個完美精準的世界模型已不可能。

但必須承認“論跡”是有效且長期有用的，通過外界的書籍和事例來汲取知識總結經驗，仍是絕大多數人提高思維能力的方式，人類前進的手段。但當到達一定層面之后，這種方法便會顯得作用有限。

法律是論跡的，道德是論心的。在尚未實現(xiàn)天下大同、路不拾遺的理想社會之前，統(tǒng)治者靠嚴刑峻法維護社會風氣成本低廉、一勞永逸。

違法必究，不問動機，這看起來是對古代“原心推罪”的斷案方式的一種倒退，仔細想想卻發(fā)現(xiàn)其實是一種進步。

中國文化是一種早熟的文化，諸子百家一上來就把每種思想都說盡說透了，搞得后人只能做些注疏索引的工作?！霸耐谱铩北旧頉]有錯，隨著人類的發(fā)展，最后斷案的方法還是會依托技術的革新、制度的完善以及人類自身素質的提高回到“原心推罪”的路子上來，畢竟這是最精確最人性的定罪方式。

但在古代乃至當下，憑什么來“原”？

法官也是人，是人就有立場好惡，再加上我國法律的量刑空間素以比橡皮筋還有彈性而聞名于世。

暫時不能普及“原心推罪”的原因很明顯，因為其極有可能成為以權謀私、以暴制暴的溫床。

然而，這里講的是“治道”而非“人道”，經濟學還分個宏觀和微觀，那對個體而言，心還是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