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東方的承諾》打破了這樣一個幻想，至少打破了對組成當代地緣政治的影片《暴力史》中對后 9·11時代的無暴力美式家庭的幻想：蘇聯(lián)解體意味著“自由”和“民主”對極權與壓迫的勝利，在消除了全球資本主義的主要障礙之后，“地球村”文明新時代變得更加完美。我特意選用了“地球村”這個詞匯，因為它的首創(chuàng)者，媒體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與柯南伯格之間有一些極其重要的相似之處：他們二人都是加拿大的思想家，同樣臨近美國并與其保有一定距離，他們能夠在穿越國界的人體與科技等轉變方面提供有價值的批判性觀點。麥克盧漢對柯南伯格的影響可以在影片《錄像帶謀殺案》（ Videodrome，1983）中更加清晰地被觀察到。在這部電影當中，一個名為“歐布萊恩”的麥克盧漢式的媒體先知（他可能借鑒了法國批判理論家布迪厄的理論）在電視上出現(xiàn)并發(fā)表了如下這樣的觀點：“電視屏幕是理智之眼的視網膜，因此，電視屏幕是大腦機理結構的一部分，從而使得顯示在電視屏幕上的任何畫面都會成為觀看者未經處理的體驗。因此，電視就是現(xiàn)實，而現(xiàn)實反而不如電視?！碑斎唬?9·11之后再聽到歐布萊恩的這些理論仿佛就像聽到了即使是與現(xiàn)實的愿望背道而馳，虛偽的布什政府也仍然宣傳它對于塑造現(xiàn)實能力的自信一樣令人作嘔。接下來，柯南伯格將努力剖析“地球村”概念下的安慰性隱秘內涵：科學技術將有助于產生平等與和諧的多元文化主義（以電子方式增強，并在全球范圍內，在美國“大熔爐”和加拿大“馬賽克”下呈現(xiàn)出加倍放大的版本 ）。電影《東方的承諾》展示給我們的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地球村”，在這里，暴力的過去限定了在全球化地緣政治下我們是誰或者我們希望是誰的關系脈絡。

在《東方的承諾》中的倫敦，這個城市擁有著來自全球各地移民的存在，這可能確實促進了商業(yè)貿易，但在多數(shù)情況下這樣做所付出的代價就是，與生俱來的不同文化間的猜疑和憎恨很難被消除。影片《東方的承諾》的編劇史蒂夫·奈特在他先前的電影劇本《骯臟甜蜜的事》（Dirty Pretty Things，2002）之中就探討過了這個話題。相比于大部分主流電影，那部電影在把更動態(tài)、復雜、文化混雜呈現(xiàn)的倫敦搬上電影銀幕方面勇敢地邁出了一大步。奈特的感性看起來比柯南伯格的更加直截了當、更加人性化。在突出深嵌在“地球村”幻想中的野蠻暴力的方式上，影片《東方的承諾》有時給人的感覺就像是奈特對角色的影響和柯南伯格對影片的要求，這兩者之間并未被解決的斗爭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