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李鴻章看到的歷史和主流非常不同。在他看來，“局外之訾議，既不悉局中之艱難，及詢以自強何術？御侮何能？則茫然靡所依據(jù)。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決勝者。若彼之所長，我之所短，尚未探討明白，但欲逞意氣于孤注之擲，豈非視國事如兒戲耶！”

何況大清國的問題還不止于此，“環(huán)顧當世，餉力人才，實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牽于眾議。雖欲振奮而莫由?！笨傊?，“易曰：‘窮則變，變則通?！w不變通，則戰(zhàn)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p>

這個大變局就是后來史家筆下的現(xiàn)代化。而李鴻章生逢其時，竟開啟了一個足以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時代。

誠然，直隸總督固然是督臣的首座，但畢竟還不是國務總理，帝國首相。這一點確實嚴重束縛了李鴻章的手腳，不過，由于李鴻章已經(jīng)形成了自己的人事集團，控制了王朝當年的核心地帶，逐步掌握了最精銳的陸海軍，且深得西太后和恭親王的信任，辦洋務更是公推的頭一號權威，從而在實際上形成了李鴻章操盤大清國對外戰(zhàn)略運作的局面。而就在李鴻章任直隸總督的26年內(nèi)，在內(nèi)政上進行了著名的自強運動（又稱洋務運動），在對外關系上則非常恰好地伴隨著西太后的三次滿十壽誕，遭遇了三次嚴重的外事危機（日本入侵中國臺灣、中法戰(zhàn)爭、甲午中日戰(zhàn)爭），而李鴻章在整個過程中，無論內(nèi)政、外交，始終處于第一線的風口浪尖之上。故而這一時代的清廷政治史完全可以命名為李鴻章時代，亦不為過。

對于后世讀者而言，最感困惑的莫過于，在這個26年內(nèi)，何以被譽為“東方俾斯麥”的李合肥相國早已認清當前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也早已提出“外須和戎，內(nèi)須變法”的八字戰(zhàn)略方針，甚至早已有了“我朝當數(shù)千年未有之奇局，自當建數(shù)千年未有之奇業(yè)”的氣魄，最終卻不能勵精圖治，推動維新，反而被一個東洋小國打翻在地，一生功業(yè)毀于一旦了呢？

這個話，說來卻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