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臺灣存在著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這就是生番問題。這個問題最復雜之處在于原住民獨特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傳統(tǒng)。

當時大陸移民采取農墾的方式逐步開發(fā)臺灣，這就與依靠游獵的原住民發(fā)生摩擦。出于對原住民的保護，清廷一方面對大陸移民進行嚴格限制，另一方面則對雙方進行嚴格的劃界管理。農耕區(qū)以大陸地區(qū)的統(tǒng)一行政組織管理，番區(qū)則保持原有文化與生態(tài)樣式。農耕民不許擅自向番區(qū)拓殖，番民也不許越界到平原農耕區(qū)游獵，更不許殺掠行為的發(fā)生。同時對番民的招撫與教化工作同步進行，行政組織伴隨著這個工作逐步擴展，雙方的分界線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變化、消弭。接受招撫與教化的為熟番，不接受者為生番。其指導思想則為“蕃民即吾民也”。事實上是一種效率雖低但卻極具人文精神和對弱勢群體關懷的做法。

但是，伴隨著西力東漸，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臺灣的開港，商業(yè)地區(qū)的吸引力大增，形成新的移民潮，對內地番區(qū)的開發(fā)工作遂陷入停滯。但失事船只的出事地點卻往往發(fā)生在番區(qū)，相應的，難民遭遇生番劫殺的問題就成為清王朝的一個頭疼的涉外問題。從而形成了問題的焦點所在。

根據(jù)日方及日方保存的琉球官方記錄，在1871年的11月30日（明治四年十月十八日），琉球宮古島民的兩艘進貢船，從那霸出發(fā)駛往中國。不幸中途遇上臺風，一艘幸還，一艘吹到臺灣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遙灣。難民69人上岸時3人溺水身亡，實際上岸人數(shù)是66人。當時眾人完全不知道該怎么走，很快他們遇到了兩個顯然不是原住民的中國人，這兩個人打著手勢告訴眾人，在西面有大耳朵的生番，“會砍人頭”，只能向南走。起初，眾人相信了這兩個人，一起南行，可是因為途中這兩個人搶奪眾人的財物，又說路途遙遠，今晚只能在洞窟中過夜，眾人產生懷疑，推托洞窟太小，不能入內。兩人大怒曰：“如果不聽我們的，就什么都不管?！保ㄒ娙毡抉v琉球官員報告書）眾人遂認定這兩個人是匪人，決定改向西走。這一走就很不幸地在明治四年十一月七日早晨誤入了高士猾社地盤。當他們看見前方果然出現(xiàn)“大耳朵”生番時，再想跑已經來不及了。很快他們就被該社的生番劫掠一空，衣服也被剝光，人則被拘禁并被問訊是哪國人，以便于番民以之與所屬國或臺灣官府做個交換買賣。不料因為語言不通，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反正問了半天也沒問出頭緒，于是番民便認為這幫人是無國之人，恐怕沒什么價值，就讓他們原地呆著哪兒也不許去，以等待進一步發(fā)落。但受難者聽不懂意思，加之心理恐懼，便在十一月八日早晨逃跑至雙溪口，旋即遭到追殺，一場屠戮之后僅12人幸存。其中11人被保力莊楊友旺父子所救，次日另一人也被楊以酒肉換回。

這些幸存者在楊家居住了四十余日，受到相當禮遇。據(jù)前引《琉球官員報告書》所稱：

停留期間，每日三餐，有蔬菜、咸菜、醬油等。有時也將山芋放在米中一起燒飯。經常有近鄰設宴請吃雞豬酒肴，酒為支那老酒或燒酒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