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痛責學界

梁啟超為朋友出書作序，寫出的序言篇幅太長，成了另一本書，這本書又回請那位朋友作序——這段學界佳話，早就耳聞，卻只是耳聞。多年里，似乎知道，但知也不清，說也不確。嚴格講，還是不知。直到得見該書，細讀書首三篇序言，又順著蔣方震的名字延伸出的線索去讀《蔣百里傳》，才算大體弄明白了這段掌故。

蔣方震，字百里，是民國初年的總統軍事顧問和保定軍校校長，有“現代兵學第一人”之稱。蔣在軍事理論上是高手，熱心國防建設，文化上的興趣也很濃，主編過《浙江潮》雜志，參加有文學社團，從事新文化運動。

1920年，蔣編寫出《歐洲文藝復興史》一書，請梁啟超作序。梁責無旁貸。這本書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

梁、蔣二人早有交往。以年齡論，梁長九歲，蔣視梁為“誼兼師友”。梁卻不肯以師自居，呼蔣為“老朋友”。梁在北京辦的《庸言報》及其主編的《大中華》雜志，凡是關于軍事的論文，都是請蔣執(zhí)筆。1918年底，梁組團出訪歐洲，選各方專家同行，如外交的劉崇杰、工業(yè)的丁文江、政治的張君勱、軍事的蔣百里、經濟的徐新六等。

這次歐洲游歷為期一年，他們似有“天降大任”之感，在出發(fā)前的一天晚上作竟夜談。言語間，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反思過往，規(guī)劃未來，決意從此告別官場，致力于文化教育事業(yè)。梁在后來著述的《歐游心影錄》中記錄當晚的情景道：“是晚我們和張東蓀、黃溯初談了一個通宵，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后決然舍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這一席話要算我們朋輩中換了一個新生命了。”

在巴黎期間，梁對歐洲文藝復興的歷史大感興趣，自己出題目，請法國名流逐一講解，并囑蔣作記錄。后又囑蔣把記錄的資料整理成《歐洲文藝復興史》一書，作為“共學會叢書”之一，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便是蔣請梁作序的來由。

梁一向視自身所處的時期為“文化昂進之時代”，把清朝的學術發(fā)展看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既為蔣著作序，“覺泛泛為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于是，梁蕩開思路，縱其史筆，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歷史流變。半月之間，寫出洋洋灑灑三十三節(jié)文字。文中貫穿的一瀉萬里之勢，讓人想到“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蒙借君手”的狀態(tài)。

待序文收筆，梁發(fā)現自己寫出的文字已經與蔣著的篇幅相當。他覺得“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脫稿后，只得對于蔣書，宣告獨立矣”。本來約定的一篇序言，生生被梁寫成了一本書。原定序文，只有另寫。

梁原來就有寫《中國學術史》的宏愿，打算分成五部來寫：先秦學術、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和清代學術。這篇“宣告獨立”的長序，從內容上看，應屬于原設想中的第五部，即《清代學術史》。但在動筆之初，梁沒有獨立著書的想法，所以，雖可以成書，體例上卻有諸多不愜意處。梁覺得史書不能如此簡陋，卻又懶得改動，因為這個緣故，出版時定名為《清代學術概論》，封面的書名旁邊加括號說明系其“中國學術史第五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