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柏田

王任叔（1901.10.19—1972.7.25），乳名朝倫，譜名運鏜，字任叔，號愚庵，筆名巴人等。浙江省奉化縣連山鄉(xiāng)大堰村（今大堰鎮(zhèn)）人。1915年考入浙江省第四師范，“五四”運動時任寧波學生聯(lián)合會秘書。1920年畢業(yè)，先后執(zhí)教鎮(zhèn)海、鄞縣等地小學。1922年5月開始發(fā)表散文、詩作、小說，由鄭振鐸介紹加入文學研究會。1924年10月任《四明日報》編輯，主編副刊《文學》。翌年任縣立初級中學教務主任，主編剡社月刊《新奉化》。新中國成立后任新中國駐印度尼西亞首任大使。

一、終焉之地

門口的一對石獅，已靜靜蹲伏了數(shù)百年。大溪在門前日夜喧騰，它流經(jīng)的時日更為久遠。這奉化江的源頭，在王任叔的遠祖王鈁那個時代，想必還是清澈的，現(xiàn)在已略嫌渾濁了。沿溪的村街上，幾堆老人圍成團，下棋、喝茶、閑話；三五個孩子好奇地跟在一群外來人的后面；牛甩著尾巴悠閑地走過；秋日的陽光在溪石和水流中鳴響。這僻遠小村歲月不驚的生活劈面撞來，真讓人不知今夕何夕。

三十多年前的那個春天，70歲的王任叔被押解遣返此地時，他沒有料想到這初始之地也是他的終焉之地。當他走在卵石鋪成的鄉(xiāng)間小路上，面對這滿溪灘巨蛋似的石頭，憎恨在他荒涼的心里像草一樣瘋長，他是憎恨這里出世的寧靜。不然何以解釋他落魄至此還要在京城苦苦地守候十年，直到?jīng)]有了生活自理能力才不得不回到這里？遣返是一個信號，遺棄的信號，在一個變動不安的社會里，他成了一塊被丟棄的木頭，任由南方山村迷蒙的水汽和貧瘠的生活腐蝕，直至耗盡血氣而腐爛，自動消亡了他的肉體和精神。

大溪路獅子閶門33號，這幢建于1906年的南方普通民居是二層木結(jié)構(gòu)樓房，共兩間一弄。這是王任叔初婚的新居，也埋葬著一個叫張福娥的不幸女性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孤獨、屈辱、咒罵和彌留之際的淚水。王的一生中至少有兩個時期在此生活，1917—1926年的十年和1970年3月至死去的兩年，加起來有十二年的時間。如今人去屋空，徒留恨聲。一樓東間是王晚年臥室，臨窗的木桌是他寫作的地方，擺放著筆筒、硯、鎮(zhèn)紙和一疊已在泛黃的人文社的稿紙。據(jù)說《印度尼西亞歷史》就是在這里定稿的。屋角有一五十公分見方的大木箱，旁邊的紙片介紹說是王遣返回鄉(xiāng)時用來裝運印尼史資料書籍的，從北京一路帶到此地。

棄文而從史，就像沈從文1949年以后的被迫轉(zhuǎn)向一樣，王任叔此舉也有鉗制聲口不得已而為之的苦衷。但沈為人溫和，自行消解了內(nèi)在的緊張和沖突，在故宮博物院塵封的典籍和一大堆花花朵朵、壇壇罐罐中發(fā)現(xiàn)了樂趣。而龐大的歷史著述對王這樣一個渴望行動的人來說卻是一樁苦差，遑論樂趣，簡直就是一副重軛。我這么說的意思是，一個從沒有受過現(xiàn)代史學訓練的作家去從事歷史著述實在是勉為其難了。從他留下的二百多萬字的印尼史著作和譯著來看，主要的著力點還是在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上。但印尼史料文獻很大一部分是荷蘭文寫的，王不懂荷蘭文，只能閱讀譯成日文和印尼文的荷蘭史料，資料有限，限制了作為一個史家應有的開闊視野。另外，結(jié)構(gòu)的松散和邏輯的不嚴謹也是一大弊病。而最大的問題，則是他的研究方法，那基本上是在一種封閉式的環(huán)境里封閉式的方法。我不知道史學界對王的印尼史研究是怎樣一種評價，憑直覺，不會太高。傍晚，從王任叔的墓地回來。站在這間他的生命最后居留的小屋里，坐在桌前的椅子上，推窗即見青山。三十年前，這滿山的蔥郁怕也滋潤過一雙因長久伏案而酸痛的眼睛吧？清風不識字，穿堂來去，嘩嘩地翻動桌上的稿紙。書生長已矣，徒留世間的是滿紙的蒼涼。

生于此，又歸于此。他好歹也落入了自然生命循回的軌跡。天道循回，精神不泯，比之同時代更多受難的、沉默的靈魂，他也算是幸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