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韓國這個國家結(jié)下一種至今也難以解釋的緣分，相信是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

記得高中的暑假，暑期的打工令我感到窒息，因而往往很珍惜周末到家附近的租碟店里打量看什么電影的時間。放在那排密密麻麻寫著“日韓電影”標志牌下的VCD，除了巖井俊二的《情書》《燕尾蝶》和是枝裕和的《下一站天國》外，還有在包裝上寫著“百老匯電影中心點睛推介”的多個韓國 電影VC電影D。當時還不知道韓國 電影是怎么一回事，只是看到那段寫得貌似愛情小品的電影簡介內(nèi)容，希望可以填補青春期的情感需求，便租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韓國 電影VCD—《八月照相館》。

對韓國的第一印象肯定不是百分之百正面，因為就在《八月照相館》VCD播放還沒到一半時，我已經(jīng)在沙發(fā)上睡著了。但睡醒后，我仍堅持把它看完。還是中學(xué)生的我，雖然看不懂電影中韓石圭與沈銀河萌生的感情，但電影中有一個情節(jié)是韓石圭死前用心地把如何開啟電視的步驟寫在紙條上，讓患有老年癡呆癥的爸爸一步步按照次序模仿，但結(jié)果錯誤百出的爸爸使他大發(fā)脾氣。就是那一幕，讓我初次認識到韓國 電影的簡潔、單純與寫實。

《傷心街角戀人》廣告勾起對韓國文化的興趣

偶然的一次機會，我在百無聊賴時看到報紙上一則電影廣告—《傷心街角戀人》。當時，我大概記得男主角韓石圭，但不太知道那個叫全度妍的女主角是何許人也，但還是抱著“了解一下韓國 電影”的心態(tài)去了昔日主打播放韓國 電影的灣仔影藝戲院，獨自看了這部電影。因為這部小品電影，我認識了The Velvet Underground（地下絲絨樂隊）的《Pale Blue Eyes》，知道這部電影其實與后來好萊塢的《電子情書》如出一轍外，也引起了我對韓國文化的興趣。

那個年代，互聯(lián)網(wǎng)還不普及，在香港找韓國的東西也不容易，結(jié)果我一口氣把那家影碟店存有的韓國 電影VCD，一張接一張借下，然后通通看完。從《我的野蠻女友》《愛的蹦極》《純愛譜》《青春》《愛的空間》，到《春逝》與《禮物》等，都把我與韓國連在一起。也就是那個時候，為了更深入地了解韓國文化，我決定從語言開始，在2001年暑假開始學(xué)習(xí)韓語。

我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韓語老師，是一位韓國牧師，他叫河約翰。十多年前學(xué)韓語絕對不能與今天的盛況相提并論，那時只有少數(shù)院校與私立學(xué)校開設(shè)韓語課程，班上大多是中年以上的婦女與因工作需要而學(xué)習(xí)韓語的上班族，當然也有小部分是因為第一波“韓流”襲港后而萌生興趣學(xué)習(xí)韓語的男女粉絲。一年多后，基本會話算是學(xué)會了，便選擇買書自學(xué)，也因而與河老師失去聯(lián)系。但想不到十多年后，竟然因為一個剛開始進行的韓國人在香港的歷史研究計劃，我到元朗的一個韓國人教會進行訪問時，與河老師再次相遇，或許這也是我跟韓國的一種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