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社會倫理道德標準同中國不同，實用主義色彩極濃。一個人對社會有能力作貢獻，社會就尊重你。一旦人老珠黃，對社會沒有用了，社會就丟棄你，包括自己的子孫也照樣丟棄了你，社會輿論不以為忤。當(dāng)年我在德國哥廷根時，章士釗的夫人也同兒子住在那里，租了一家德國人的三樓居住。我去看望章伯母時，走過二樓，經(jīng)?？吹揭婚g小屋關(guān)著門，門外地上擺著一碗飯，一絲熱氣也沒有。我最初認為是喂貓或喂狗用的。后來一打聽，才知道是給小屋內(nèi)臥病不起的母親準備的飯菜。同時，房東還養(yǎng)了一條大狼狗，一天要吃一斤牛肉。這種天上人間的情況無人非議，連躺在小屋內(nèi)病床上的老太太大概也會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順理成章的吧。

季羨林留學(xué)德國是就學(xué)的哥廷根大學(xué)

在這種狹隘的實用主義大潮中，西方的詩人和學(xué)者極少極少寫嘆老嗟貧的詩文。同中國比起來，簡直不成比例。

在中國，情況則大大地不同。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有“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過去一千多年以來，仕的途徑只有一條，就是科舉。“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所有的讀書人都擁擠在這一條路上，從秀才——舉人向上爬，爬到進士參加殿試，僧多粥少，極少數(shù)極幸運者可以爬完全程，“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xiāng)”，達到這個目的萬中難得一人。大家只要讀一讀《儒林外史》，便一目了然。在這樣的情況下，倘若科舉不利，老而又貧，除了嘆老嗟貧以外，實在無路可走了。古人說：“詩必窮而后工”，其中“窮”字也有科舉不利這個涵義。古代大官很少有好詩文傳世，其原因?qū)嵲谀腿藢の丁?/p>

今天，時代變了。但是“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幽靈未泯，學(xué)士、碩士、博士、院士代替了秀才、舉人、進士、狀元。骨子里并沒有大變。在當(dāng)今知識分子中，一旦有了點成就，便立即披上一頂烏紗帽，這現(xiàn)象難道還少見嗎？

今天的中國社會已能跟上世界潮流，但是，封建思想的殘余還不容忽視。我們都要加以警惕。

九忌：老想到死。好生惡死，為所有生物之本能。我們只能加以尊重，不能妄加評論。

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更是不能例外。俗話說：“黃泉路上無老少。”可是人一到了老年，特別是耄耋之年，離那個長滿了野百合花的地方越來越近了，此時常想到死，更是非常自然的。

季羨林在德國留學(xué)時的住所

今人如此，古人何獨不然！中國古代的文學(xué)家、思想家、騷人、墨客大都關(guān)心生死問題。根據(jù)我個人的思考，各個時代是頗不相同的。兩晉南北朝時期似乎更為關(guān)注。粗略地劃分一下，可以分為三派。第一派對死十分恐懼，而且敢于十分坦蕩地說了出來。這一派可以江淹為代表。他的《恨賦》一開頭就說：“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最后幾句話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第二派可以“竹林七賢”為代表。《世說新語·任誕等二十三》第一條就講到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和王戎“常集于竹林之中，肆意酣暢”，這是一群酒徒。其中最著名的劉伶命人荷鍬跟著他，說：“死便埋我！”對死看得十分豁達。實際上，情況正相反，他們怕死怕得發(fā)抖，聊作姿態(tài)以自欺欺人耳。其中當(dāng)然還有逃避殘酷的政治迫害的用意。

第三派可以陶淵明為代表。他的意見具見他的詩《神釋》中。詩中有這樣的話：“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fù)數(shù)。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dāng)為此舉？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yīng)盡便須盡，無復(fù)獨多慮。”他反對酣酒麻醉自己，也反對常想到死。我認為，這是最正確的態(tài)度。最后四句詩成了我的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