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納粹強加的無法忍受的條件下，智力活動還能繼續(xù)進行，這真是難以想像的事情。歷史學家依茲哈克·席佩爾（Yitzhak Schipper）在華沙猶太區(qū)被囚禁時還繼續(xù)寫作關于哈扎爾（Khazars）的書。有人問他沒有書籍怎么坐下來做研究工作，他回答說：“寫歷史需要有頭腦，不需要屁股。”

日常的閱讀常規(guī)還照樣奉行，既使人驚奇，也使人恐懼。在如此噩夢般的環(huán)境中，人們還在讀雨果的英雄人物冉·阿讓（Jean Valjean），托爾斯泰的美女納塔莎（Natasha），還要填寫借書單，歸還晚了還要交罰金，討論某位現(xiàn)代作家的優(yōu)點，重溫海涅詩篇的韻律……等等。閱讀及有關的規(guī)則變成了反抗的行動。意大利的心理學家德沃托（Andrea Devoto）說：“因為一切都被禁止，所以一切都被視為反抗。”

在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集中營，一本托瑪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在囚徒當中流傳。一個男孩回憶說，每天讓他捧起書來讀的時間就是“這一天最愉快的高潮。我走到一個角落里安靜下來，讀書一個小時。”另一個波蘭孩子說：“書是我最好的朋友，從來不背叛我。它在失望中給我安慰，告訴我并不孤獨。”

格里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寫道：“受害人要求伸張正義。”他相信作家的責任就是為受害人講話，讓大家重新見到他們受害的情景，以高超的寫作技巧向世人提出警告，借以判明是非，洞察因果。我書架上圖書的作者不可能知道誰會來讀這些書，但是他們講述的故事已經(jīng)預見到、或者已經(jīng)見到讀者會獲得什么樣的感受和經(jīng)驗。

因為受害人申訴的聲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壓迫者總是要千方百計鉗制這種聲音：或者干脆把受害者的舌頭割掉，例如奧維德故事中被強奸的菲洛美娜以及《提托斯·安德羅尼卡斯》中的拉文妮婭都遭受這樣的毒手；或者把受害人藏起來，例如卡爾德隆《人生如夢》中的國王處理西吉斯蒙多，《簡愛》中羅切斯特先生處理他的瘋老婆都是如此；或者完全不承認做過害人的事，例如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女仆的故事》的精采續(xù)篇中所講的那樣。在真實生活中，受害人都“失蹤了”，被鎖在特別居住區(qū)中，關進牢獄或苦刑營中，失去了人們的信任。我書架上的文學作品再三講述受害人的故事，從約伯（Job）到德斯第蒙娜（Desdemona），從歌德的甘淚卿（Gretchen）到但丁的弗蘭西斯卡（Francesca），這些故事都是隱喻而已，不是鏡子一樣如實反映。（德國外科醫(yī)生克里默[Johann Paul Kremer]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中的日記里說：“相比之下，但丁的煉獄就像一場喜劇。”）大多數(shù)的文學故事在20世紀三十年代的體面德國人書齋中都找得到，但是他們從中又學到什么教訓了呢？

在西方文化中，受害者最古老的原形是特羅伊公主波列克森娜（Polyxena）。她是普里亞姆（Priam）和赫古巴（Hecaba）的女兒，已許配給阿契里斯（Achilles）,但是她哥哥?？嗣摚℉ector）反對這門婚事。阿契里斯偷偷蹓進阿波羅神廟去窺視她，被發(fā)現(xiàn)后遭受了殺害。根據(jù)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講述，特羅伊城被毀之后，希臘軍隊打算乘勝回國，卻受到阿契里斯鬼魂的騷擾，要求殺死波列克森娜祭祀他。于是，她被托到阿契里斯墓前，被阿契里斯的兒子尼奧普托到莫斯（Neoptolemus）殺死了。波列克森娜是絕對的受害人，死因說不過去，她沒有任何錯誤，她的死對任何人沒有好處，一連串無法回答的問題讓讀者心神不安。希臘人想為阿契里斯的鬼魂辯護，想出了許多華而不實的理由，說什么順求他的要求是對的，可以把刀鋒刺進波列克森娜赤裸的胸膛。但是沒有一條理由能使我們信服。她的受害遭遇和所有受害人一樣，是由于喪失了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