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頓了頓說：“王阿姨，我也不知怎么跟你說才好，我覺得，我們要面對的很有可能是一條龍。你多告訴我們一些，我們就能多一份勝算。”

出乎意料，王支書并未像我預(yù)想中的那樣嚇一跳，只是額頭上全是細密的汗珠，胖乎乎的臉蛋看起來就像一只剛從水里撈出來的雞蛋。她眉頭緊鎖，仿佛在思考著什么，看了看我倆，又看了看那本破筆記。

最后，女支書嘆了一聲：“碰到你們兩個小官人真是我王菊芬倒霉，你叫我怎么說呢？這可是有悖于我一個共產(chǎn)黨員的唯物主義信仰啊。”

我趕緊拍馬屁：“王阿姨，我看書不多，但是在電影里看到那些真正的共產(chǎn)黨員，為了老百姓的利益能夠拋頭顱，灑熱血，從小便是我的楷模。我現(xiàn)在并不要求你舍己為人，而是跟我們說說這筆記本的來歷，為的也只是能救我爹，更是為了拯救整個村子的人民。”

女支書說：“你這小滑頭，竟然還搬出大道理來壓我了，屬猴的吧。”我點點頭，女支書說：“我倒怎么看你有些親切，果然是屬猴的。哎，我有個侄子也屬猴，雖然比你小了一輪，才七歲，但是也一樣的機靈，我最喜歡的就是他了……”

猩猩哪壺不開提哪壺，問：“那你侄子呢？”

女支書默不做聲，我狠狠瞪了猩猩一眼，又跟女支書說：“王阿姨，您就別難過了，我們雖然人少力單，但是擁有著強大的主觀能動性，只要知己知彼，就能百戰(zhàn)百勝。哪怕真是條毒龍、惡龍，也有辦法殺死它，為那些無辜的死難者報仇雪恨。”

女支書“唉”地嘆了口氣，接過我手中的破筆記，一邊撫摸著紙張，一邊說：“罷了，這事兒遲早會被人知道的。”隨即開始了漫長的回憶：

事情還要追溯到二十年前，也就是1955年春天。那年我才二十不到。這天下午，天已墨黑了，黃花山村村委辦公室突然來了一位陌生的外地男人，穿著一套藍色的工作服，矮墩墩胖乎乎，禿著個頂，怎么看都像一只豎放的雞蛋。

不過那男人鼻梁上卻掛著副眼鏡，說起話來也慢聲細語，一副斯斯文文的樣子。他來到村委辦公室，從挎包里掏出一封介紹信，向老支書說自己叫董鑫鴻，是北京一所大學(xué)的老師，這次主要是來做一個溫帶和亞熱帶低海拔植被研究的課題，所以來江浙一帶采集一些植物標本。

社會主義大家庭，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最重要的是，老支書還看到了那介紹信上竟然蓋著一顆鮮紅的中國科學(xué)院的印章，當時就驚訝得下巴差點掉下來了，趕忙指派我安頓好董老師，照顧他的起居生活，在研究工作上一路開綠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