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種大好的形勢下，曹禺師就戲劇文學問題，發(fā)表了他多年從來沒有過的、非常有見地的、完全符合藝術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重要美學觀點——

我剛讀過《文藝報》上發(fā)表的孫犁同志的《文學和生活的路》，談得很深刻，他那么解釋文學的真實性、文學的思想性、政治性是非常合理的。當前，我感到有個極大的問題，無論寫戲，寫小說，寫什么東西要有思想性，思想性我并不反對，但是，怎樣體現(xiàn)這種思想性，這就是個問題?，F(xiàn)在一出戲，有個官僚主義者，另外必有幾個正面人物是代表正確思想的，于是按兩種思想寫成兩種人物，形成兩種思想斗爭，這樣寫成一部劇。當然不是那么拙笨的，也有曲折，也有故事，但是，終究避免不了這么一個套子。這種戲需要不需要呢？當然也需要，這就是社會問題劇，針對當前社會上的許許多多的問題寫出來的，看這些戲也是讓人激動的，覺得講得有道理。過去只敢寫生產(chǎn)小隊長、大隊長的毛病，現(xiàn)在思想放開了，甚至連老干部都敢寫出他的問題來。但是，我覺得這樣寫下去，是很令人擔憂的，這是一條很狹窄的路。如果把文學搞成政治需要什么就表現(xiàn)什么，該解決什么問題，就寫什么問題，比如《權與法》，這部戲，即使全國都上演了，是不是“權與法”的問題就解決了？就不再搞特權了？這很難說的。為什么說這樣寫的路子是狹窄的呢？你們看所有大作家的好作品，都不是被一個問題限制住，不是被一個問題箍住了，他們把整個社會都看過、想過了，觀察生活思考生活的范圍比較開闊，也比較深入，這些作品的思想性，不是按照作家規(guī)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寫出讓人思、令人想的作品，讓你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遠很遠，去思索人生，思索未來，甚至思索人類?！都t樓夢》、《水滸》沒有鮮明地提到某一個社會問題，卻把整個社會反映出來了?！稇?zhàn)爭與和平》、《約翰·克利斯朵夫》也是這樣。看見什么問題，就寫什么問題，看見什么人物，就寫什么人物，不是真正從自己感情世界中感動過的，就拿來寫，這樣的戲寫出來，也許可以感動一時，但不能感動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