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車開到軍校門口就不讓進了，姜鍵少校只好掉轉頭回去。蔡智誠他們則被領到禮堂東側的一座二層小樓里接受面試審核。擔任考官的是“典禮總指揮”、新6軍的副軍長舒適存[1]，他捧著報名材料反復查看，問來問去的十分仔細，好像生怕混進了什么不良分子。蔡智誠當然經(jīng)得起審查，十分順利地過了關。

面試之后，發(fā)給大家一張?zhí)貏e通行證，并進行了任務分工。分派給蔡智誠的差事是擔任“記者區(qū)”的警戒服務，在這個崗位上可以走來走去，比死站在一個地方的儀仗兵要舒服多了。

晚上安排大家看電影，影片內容是歐洲戰(zhàn)場上的受降儀式。先放映英美部隊受降，場面比較輕松，美國人很隨和，與德國兵有說有笑就像朋友一樣。指導官解釋說：“這代表了軍人的紳士風度。”接著又演蘇聯(lián)部隊，那場面就嚴肅多了，俄國大鼻子板著面孔發(fā)表演講，“嘰里咕嚕”地把德國兵整得像灰孫子一樣。指導官評價說：“這反映了歐洲人民對法西斯蒂的深刻仇恨。”——總之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那么我們照誰的樣子學呢？蔡智誠提議：“我們對法西斯蒂也有深刻的仇恨，我們明天也羞辱日本人一番。”大家都拍手叫好。

可指導官卻不同意，他講解了實行“以德報怨”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致是說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戰(zhàn)爭過后還要長期共存，保持彼此之間的和睦親近是實現(xiàn)長久和平的前提……最后，長官還提醒大家務必遵守紀律、愛護名譽、潔身自好、尊重對方，如出現(xiàn)玩忽職守的現(xiàn)象，定當嚴懲不貸。

會后，指導官又把蔡智誠叫到一邊，叮囑說：“蔡四娃，別人都不吭聲，你站起來亂冒什么皮皮？以后注意一點……”

這位指導官名叫夏祿敏[2]，也是蔡家的街坊。

夏祿敏是遵義三中（今遵義師專）的學生，他們這個班出了兩個外交人才，一個是共產(chǎn)黨的韓念龍，當過新中國的駐瑞典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長；另一個就是夏祿敏，二十多歲就出任中華民國駐蘇大使館的武官。這時候，夏武官是“陸總”的總務處長，負責受降儀式的后勤管理和業(yè)務指導。

幸虧指導官是熟人，蔡智誠被教訓幾句之后就沒事了。否則，就憑他剛才的那番信口開河，能不能參加第二天的受降典禮都很難說。

1945年9月9日早晨6點鐘，全體內衛(wèi)人員進入簽字大廳進行各項準備工作。舉行受降簽字典禮的場地，當時的正式名稱是“陸軍總司令部禮堂”，原本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大禮堂”，現(xiàn)在是解放軍南京軍區(qū)大禮堂。

禮堂大廳的一面墻上布置著國民黨黨旗、國旗和孫中山像，畫像下端還鑲嵌著一個英文字母“V”和兩個中國字“和平”；另一側的墻上掛著中英美蘇四國領導人的畫像以及這四個國家的國旗；天花板上掛著彩條，懸掛著聯(lián)合國51個國家的國旗，代表全世界人民大團結。

大廳北面是受降席，擺著一排寬大的長桌和五張帶扶手的椅子，桌面上擺著一個文具盒和中央廣播電臺的麥克風；南面是投降席，擺著一排比較窄的長桌和七張沒有扶手的椅子，桌面上也有一個文具盒；西面是貴賓觀禮席，東面是記者觀禮席，只設了幾排座位，沒有桌子。

另外，東西兩側的樓上還有觀禮臺，那上面由新6軍的警衛(wèi)負責管理，蔡智誠沒有上去過。

蔡智誠的崗位在記者席的一側。當時，東、西兩面觀禮席的前面都用藍布圍起了屏障，他的任務就是提防著有什么人沖過帳幔，跑到簽字場地中間去。

擔任內衛(wèi)的傘兵都佩帶著手槍，但蔡智誠腰間掛著的其實是空槍，至于那些軍官的槍里是否有子彈，他就不知道了。

上午8點正，中外記者檢錄進場。

因為以前曾經(jīng)發(fā)生過刺客假扮記者到會場行兇的事件，所以這次的受降典禮儀式對記者的盤查特別嚴格。會場的入口處設置了兩個檢查臺，左邊的臺子查身份、右邊的臺子查設備，進到大廳里面再由蔡智誠他們核對采訪證，指定觀禮座位。

只有少數(shù)官方新聞單位能夠獲得現(xiàn)場采訪的資格，中國記者主要來自《中央日報》、《掃蕩報》、《大公報》和“中央社”，外國記者來自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總計88人。

與記者打交道之后，蔡智誠才明白要讓這些人老老實實地坐著是件多么困難的事，他們根本就不理會什么座次表，全都蹦來蹦去地東張西望，像群猴子一樣的沒有一刻安生，惱得傘兵們恨不能找個籠子把他們固定起來。

嘉賓們也在陸續(xù)進場，進會場觀禮的門檻很高——武職軍銜需少將以上、文職級別需“簡任官”（相當與現(xiàn)在的廳級）以上——具備這樣資格的人物都是老謀深算的家伙，不會有誰愿意在這時候搶風頭接受記者的采訪。于是記者們只好自己采訪自己，中國記者問外國記者有什么感想，外國記者問中國記者是什么心情。有個美國人向蔡智誠打聽：“這里有沒有日本記者？”看見傘兵搖腦袋，他就覺得十分失落：“遺憾遺憾，太遺憾了。”

過了一會，這小子又突發(fā)奇想，拉著中央社的記者提建議：“日本戰(zhàn)敗了，經(jīng)濟肯定破產(chǎn)。你們可以把讀賣報知社（現(xiàn)在的《讀賣新聞》社）買過來，這樣立刻就能獲得一個亞洲最大的新聞社團……”周圍的人聽了直笑，心想：“真是個傻老外。中國人自己的一攤子事情都沒有搞清楚，哪里還有閑工夫去管日本的報紙。”

記者們閑扯的時候，觀禮嘉賓都已經(jīng)入席了。在大廳西側就座的除了湯恩伯、鄭洞國、廖耀湘、牟廷芳、谷正綱、賀衷寒等中方高級官員，還有美軍的麥克魯中將、英軍的海斯中將，以及法國和澳大利亞的什么官員。樓上的觀禮臺也擠滿了來賓，兩層樓加起來大約有三百人。

8點40分，崗村寧次等七名投降代表乘坐三輛黑色轎車來到大禮堂外。記者頓時激動起來，紛紛擠向大門口，舉起照相機“噼里啪啦”地拍照。那幾個鬼子軍官倒也挺配合的，規(guī)規(guī)矩矩地站了幾分鐘，讓記者們爽了個夠，然后才沿著走廊進到休息室里面去了。

在門口拍夠了，記者們又跑回到會場里。他們本來是有固定座位的，可這時候也沒人管了，你擠我、我擠你地搶占有利地形，滿大廳就看見他們在亂折騰。蔡智誠急得滿頭大汗，其他的衛(wèi)士也來幫忙維持秩序，可根本就沒人聽他們的。這些記者都是關系通天的人物，別說區(qū)區(qū)一個蔡上士，就是換成蔡上校也沒人放在眼里。

8點50分，樓上樓下的燈光全部打開，整個大廳一片通亮。

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一級上將從北面入口走進會場，在他身后跟著的是海軍司令、海軍上將陳紹寬，江蘇省主席、陸軍二級上將顧祝同，空軍作戰(zhàn)指揮部參謀長、空軍上校張廷孟，陸總司令部參謀長、陸軍中將蕭毅肅，以及擔任現(xiàn)場翻譯的軍令部二廳科長王武上校（日本士官學校畢業(yè)生）。

全場起立，鼓掌歡迎，記者們又是“噼里啪啦”的一陣忙亂。蔡智誠這時候已經(jīng)顧不上什么“固定座位”，只要沒有人沖進布幔屏障里去就算阿彌陀佛了。

8點55分，崗村寧次帶著七個部下從正門（南門）走進大廳。七名投降代表身穿夏季軍服，沒戴軍帽、沒帶武器，另外還有一個穿淺灰色西服的翻譯官。

在八個日本人的身后跟著八個新6軍的士兵，荷槍實彈，就像是押送俘虜一樣。[3]

崗村寧次等人進入會場后，首先列隊，向受降席鞠躬。經(jīng)何應欽點頭示意之后，他們才走到投降席落坐，那個翻譯官（木村辰男）獨自站著。八位新6軍的士兵在他們背后排成一列、擔任看守。

1945年9月9日上午9點，受降簽字儀式開始。程序很簡單，也很簡短。

何應欽問：“貴方的證明材料帶來了沒有？”王武翻譯接著說一通日語。

崗村寧次回答：“是，帶來了。”木村辰男翻譯再說一遍中文。

其實，何應欽的日語很流利，崗村寧次是個中國通，翻譯的話都是講給別人聽的。

然后，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捧著日本政府和大本營的授權投降文書，走到受降席前面，準備呈交給何應欽審閱。

可是，就在這個動作上出了點問題。當時，何應欽的面前擺著一個中央廣播電臺的麥克風，小林淺三郎正好杵在跟前，如果他的腰彎得太深，就會碰倒那個玩意，所以只能半欠著身體。日本人的手太短，受降席的桌子又太寬，搞來搞去夠不到何應欽，何總司令一著急就伸手去接文件，結果就出現(xiàn)了那個“倆人互相鞠躬”的場面（圖六）。

接過證明文件，何應欽坐下，裝模做樣地看了看，然后就從公文包里拿出兩份《投降書》，推到桌子面前。小林淺三郎雙手接過《投降書》，鞠躬、轉身，回到崗村寧次那里讓他簽字蓋章。

辦完手續(xù)，還是由小林淺三郎把文件呈交回來，這一次是由蕭毅肅參謀長接過《投降書》。他的面前沒有礙事的麥克風，完全可以讓小林使勁彎腰。老蕭的模樣長得帥、動作也很瀟灑，只可惜記者們好像只對總司令感興趣，不大樂意給參謀長拍照。

簽完《投降書》，再簽《中國戰(zhàn)區(qū)最高統(tǒng)帥蔣中正第一號命令》，遞來遞去的程序基本相同。那些記者的鎂光燈閃爍不停，拍下來的畫面其實都是一個樣。

忙完這些事，時間是9點15分。何應欽起立宣布：“自本月9日起，取消貴官‘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名義，由10日起改稱‘中國戰(zhàn)區(qū)日軍善后總聯(lián)絡部長官’，任務是接受或傳達本司令部的命令，不得擅自發(fā)布任何命令……”

崗村寧次站起來鞠躬，答道：“我完全接受這個命令。”

于是，何應欽就命令日軍投降代表退場。

八個日本人站起身來就走了。蔡智誠看著他們消失在大門外，心里有點莫名其妙：“怎么回事？先前打了八年仗，現(xiàn)在又搞了這么大的排場，隨隨便便鞠個躬就放他們走掉了？”

記者們也有點弄糊涂了，全都眼巴巴地望著受降臺，等待著還有什么精彩節(jié)目。

只見何應欽總司令從公文包里掏出一份講稿，開始大聲朗誦：“敬告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國戰(zhàn)區(qū)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已于中華民國34年9月9日9時在南京順利完成……”

于是，大家終于確信這個儀式真的結束了。

何總司令沒有關注周圍的聽眾，埋著頭念著自己的講稿，他這時的演講對象其實只是面前的那個麥克風。稿子不長，很快就念完了，何應欽隨即離開了會場，他沒有接受任何媒體的采訪，的確是個十分謹慎的人、是個十分低調的人。

蔡智誠看看自己手腕上的勞力士自動表，時針正指向9點20分。

整個儀式滿打滿算不超過半個小時，真夠高效率的。

受降儀式結束了，可蔡智誠他們的工作卻沒有結束。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陸軍總司令部大禮堂”對社會各界民眾開放，每天都有無數(shù)的群眾到會場來參觀，衛(wèi)士們依然需要留在現(xiàn)場維持秩序。

不過，這時候的“受降現(xiàn)場”比先前漂亮多了，司令部不知道從哪里弄來了許多日本刀、日本槍和日本膏藥旗，擺在走廊里好大一排，老百姓看了以后特別提精神。

參加受降儀式的官兵都獲得了一枚紀念章，內衛(wèi)人員還得到一張紀念卡，上面寫著——民國34年9月9日9時南京受降紀念，末尾有何應欽的簽名。

9月中旬，傘兵二隊的全體官兵也來參觀受降儀式會場，蔡智誠就想趁這個機會歸隊。

他到“典禮指揮部”去找夏祿敏辦理調動手續(xù)?？墒牵睦相l(xiāng)卻笑著對他說：“別急別急，今天晚上跟我去個地方，讓你先瞧瞧幾樣好東西，也不枉到這里來忙碌一趟。”

[1]   舒適存，湖南平江人，早年曾參加紅軍，擔任紅八軍黃克誠部和紅三軍團彭德懷部的參謀處長，1932年叛逃，歷任國民黨榮一師副師長、新1軍副軍長、新6軍副軍長、74軍副軍長，去臺灣后曾出任“臺灣防衛(wèi)副總司令”。

[2]   夏祿敏，貴州遵義人，黃埔8期生。曾任國民黨中央防空學校區(qū)隊長、中國駐蘇大使館武官、蔣介石侍從室參謀、陸軍總司令部總務處長、聯(lián)勤司令部總務處長、19兵團辦公室主任，1949年起義，解放后任昆明參事室參事。

[3]   有文章描述：崗村寧次在投降儀式上向何應欽呈交了軍刀，這個情節(jié)并不存在。

七個日本軍官的佩刀全都留在汽車里，進入大廳的時候，手里只抓著自己的軍帽——不許投降代表帶刀進入會場是中國方面的要求，原因是擔心有人在簽字大廳里當場自殺、影響了受降儀式的瞻觀——直到第二天（9月10日），崗村寧次才派人向何應欽轉交了軍刀，另外，日軍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的軍刀交給陸總參謀長蕭毅肅中將，日軍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少將的軍刀給了陸總副參謀長冷欣少將——這都是事先商量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