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江非試圖在他的詩歌中完成從平民到精英的角色轉換，試圖超越“觀察／歌唱——記錄／表現(xiàn)”的“樂府—史詩”模式，從而營造“認知——表達——行動”的自足詩學體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自覺擔當人民（窮人）代言人的時候，在盡情表達“人民在勞動、人民在思想、人民在動情”，表達“我在想”（《提綱》）的時候，江非又似乎不自覺地偏離了真正的人文精神，露出了若許“民粹”傾向，結果就讓情緒霸占了思想，傾向擠垮了立場，使他的詩歌大地失去了應有的堅實和厚度。再者，由于對史學價值和社會學價值的極端看重，又使江非耽于“現(xiàn)場直播”和“正面報道”的氛圍中，使他只顧言說“實況”，反而容易出現(xiàn)一種自障式的失聰狀態(tài)，失聰?shù)耐瑫r意味著失語，使其只知道自己在滔滔不絕，不知道到底說了什么，既無從聽取源自心靈的召喚，也無以面向內心發(fā)問。還有，因為刻意追求歌謠化，為了照顧節(jié)奏和韻腳，有時不免出現(xiàn)“湊份子、順口溜”的詞句，雖然口感不錯，卻傷了詩味。

“這貧乏時代里詩人何為？”荷爾德林說過，詩人就像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墒窃谶@餓死詩人的時代，大地何在，詩意何存？在這個地面沉陷，詩性淪喪的時代，做一個詩人該是何等孤絕？無疑，江非的詩正在露出地平線，正在溢出熹微之光，確是令人欣悅的。“哪里有貧乏，哪里就有詩性。”海德格爾的說法更讓我對江非抱有高遠的期待，作為一個詩人，一個平墩湖的詩人，一個中國詩人，僅僅詠唱顯然不夠，僅僅記載顯然不夠，僅僅批判也顯然不夠。如何才能“吟唱著去摸索遠逝諸神的蹤跡”，“在世界黑夜的時代里道說神圣”？［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lián)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頁。如何才能成為“大地的轉換者”，把陷入歷史迷誤的大地轉換成詩意的大地，把可見（人們意欲占有的物質的東西）轉換成不可見（心靈內在的東西）？顯然，江非并未像里爾克追求的那樣，“把這個羸弱、短暫的大地深深地、痛苦地、充滿激情地銘記在心，使它的本質在我們心中再一次‘不可見地’蘇生”［德］里爾克：《杜伊諾哀歌》附錄之四，轉引自劉小楓：《詩化哲學》，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頁。。目前的江非還是逡巡在“摹仿世相、捕捉感覺”的小路上，不但沒有觸摸到大地的神經，也沒有開掘到內心深處，只是用自己的思維惰性飼喂著讀者的理解惰性，相互串演著一折“人人說俺家鄉(xiāng)好”的“千古絕唱”。因此，對江非來說，面臨著告別與回返的雙重抉擇?？墒?，假如需要告別，應該告別什么？假如需要回返，又該回返何處？我也一次次這樣問過自己，卻又無從回答。大道無形，逝者如斯，或如蘇格拉底所說：我去死，你們去活，究竟誰的去路好，唯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