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當班長不久，有件事給我以極大的震動——那是夏季的中午，我正睡得很酣實，被班里一個年齡最小的知青弄醒了。他告訴我，我班里的幾名哈爾濱知青，正在當?shù)匾粋€有“特嫌”的老職工家里審問對方。對方五十多歲，無家室，已被“隔離”在家中，勒令交待“問題”。事實上，任何知青未經(jīng)“專案組”允許而對那樣一個人進行所謂“審問”是嚴重違犯知青紀律的。當我匆匆跑到現(xiàn)場時，僅著短褲躺在炕上的那“特嫌”人已然昏迷，身有多處青紫外傷。而我班里的兩個手持棍棒的家伙，仍一臉兇相，罵罵咧咧地還說那人“裝死”。在所謂“文革”中，打死人的事我已聽到過多次，但那一次暴力“革命”的結果可是近呈眼前，施暴的可是我班里的幾名“戰(zhàn)士”！他們不久前還是城市里的“紅衛(wèi)兵”；他們只不過上學到初一或初二；他們的頭腦里除了被灌輸進了滿滿的“革命是暴烈的行動”之類的思想而外，再就沒接受過一點點別的思想——可以肯定，我看過的那些書他們連書名也沒聽說過。

我找來了連隊衛(wèi)生所的醫(yī)生；醫(yī)生當場宣布那人不是“裝死”，而是真的死了。

連里“淡化處理”了那件事，向團里匯報那人死于“心臟病突發(fā)”。

否則怎么辦呢？將那幾名打人者送交沈陽軍區(qū)的軍事法庭進行審判？既然死者沒有任何親人替之喊冤，倒還莫如批評教育那幾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但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陰影久久揮之不去。從此我對“文革”這場運動更加從思想上反感，對我班里那幾名戰(zhàn)士也嫌惡之極。

另一件事是我聽說的，后來證實是真事——另一個團的一名知青，在慶祝又一條“最高指示”發(fā)表的一個夜晚貼大字塊時，將“萬壽無疆”四字貼錯亂了，結果第二天早上人們看到的是“無壽萬疆”。他的家庭出身有“問題”，于是惡果降臨。往日的戰(zhàn)友翻臉無情，暴打了他一頓，接著批斗。連里也不敢不重視，只得宣布那是一場“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那不幸的知青當然就成了“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由知青變成了勞改犯，被打入另冊多年……

終于可以為家里掙錢了，再加上日日勞動艱苦，已經(jīng)很少做夢的我，又開始經(jīng)常做夢了。我每夢到自己在開什么會時無意識地脫口說出一句被認為“反動”的話，或喊出一句被認為“反動”的口號、在一片紙上寫下了一行被認為“反動”的字，因而也禍從天降，結果非但不能往家里寄錢了，還使父母及弟弟妹妹們增添新的精神負擔。然而頭腦里有種思想總在否定所謂“文革”，企圖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壓都壓不住。有時覺得壓住了，聽到些從北京傳來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會從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底下鉆出芽來。漸漸的，因為“政治夢多”，到北大荒后胖了一點兒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讀的那些書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書中的人文思想對于我的頭腦當然是營養(yǎng)；但在視人文思想為天敵的“文革”年代，頭腦里裝入了人文思想就等于裝入了“毒藥”，甚或定時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