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和逯欽立先生將此詩和《乞食》詩系于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時陶淵明已是62歲的老翁。蕭統(tǒng)《陶淵明傳》載：陶淵明“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檀任江州刺史的時間在宋元嘉三年五月，由此得知詩人晚年是在貧病交加中熬過的。連果腹的“菽麥”也成了他“所羨”的稀罕之物，更不敢指望潘岳所夸耀的“紫房”、“赪鯉”那樣的“甘肥”了。當餓到“饑來驅(qū)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門拙言辭”的地步（《乞食》），他似乎也懷疑起不吃“嗟來之食”是否有點過分。到詩的結(jié)尾突然筆鋒一轉(zhuǎn)：“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完全否定了自己方才“深念蒙袂非”之說，強調(diào)越是在饑寒貧病之中越應堅持氣節(jié)，越應有骨氣。這首詩為了突出自己畢生信守的“固窮”之節(jié)，詩人使用欲揚先抑的手法，先從反面“嗟來何足吝，徒?jīng)]空自遺”說來，再以“斯濫豈攸志”一語遏斷，使詩中的情感波瀾迭起。吳瞻泰對此詩的評注深得詩心：“‘常善粥者心’二句，提筆作翻案，謂不食嗟來似亦太過。‘斯濫’二句，又歸正意，謂固窮之志不容假借，則昔人不食嗟來，真余師也。一開一闔，抑揚頓挫，如聞愁嘆之聲。”吳瞻泰：《陶詩匯注》卷三，清拜經(jīng)堂刻本。陶淵明在其他詩中多次抒寫過“固窮”的氣節(jié)：“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jié)”（《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不賴固窮節(jié)，百世當誰傳”（《飲酒二十首》之二）；“竟抱固窮節(jié)，饑寒飽所更”（《飲酒二十首》之十六）；“誰謂固窮難，邈哉此前修”（《詠貧士七首》之七）。“固窮”是儒家所推崇的道德節(jié)操：“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笨鬃舆@句名言也間接地道出了“守拙”、“養(yǎng)真”何以必須堅守“固窮”之節(jié)的原因。一個人如果沒有“固窮”的操守，一遇到貧窮就會無所不為：因受不了“寒餒”之苦而棲棲惶惶，因茍求富貴而鉆營媚世，而一投機鉆營就必定棄拙取巧，所以詩人在《感士不遇賦》中說：“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袍之為恥?！彼^“濟意”就是聽從自己“本心自然之運”，而“委曲累己”就是心為形役以致違背自己的本性。

由此可見，陶淵明寧固窮而鄙富貴，棄軒冕而歸園田，是由于求富貴就將“委曲而累己”，守“固窮”則可“守拙”和“養(yǎng)真”。清溫汝能在《陶詩匯評》卷三中說：“淵明一生，得力全在‘固窮’二字。固則為君子，濫則為小人。”溫汝能：《陶詩匯評》卷三，清嘉慶丁卯刻本。把陶淵明一生的價值與意義歸結(jié)為“固窮二字”，使人誤以為他有某種自虐的變態(tài)心理，好像他是為了“固窮”而“固窮”似的。其實，他并不認為富貴本身有什么不好——“豈忘襲輕裘”，只是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取得富貴要以舍去生命的真性為代價，所以他才斬絕地說“茍得非所欽”（《詠貧士七首》之三）?！肮谈F濟意”或“固窮夙所歸”對于陶淵明而言既是一種人格修養(yǎng)，也是一種為了守護生命之“真”和為人之“拙”而做出的存在論抉擇，他生命的終極取向是存在的本真性，《飲酒二十首》之十五說：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馀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