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論普及教育

2004年春季以來，媒體時常提到我國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設亟須加強和改進，這為我們檢討近十余年的教育體制提供了契機。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市場極端主義者認為，人人為己乃人類天性，大家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以最少的投入獲取最大的回報）時會自然而然地造福社會。于是教育也被理解為一種商業(yè)行為，一架賺取利潤的永動機，而應該享有教育權利的青少年兒童則淪為市場上牟利者的人質。學校胡亂收費、勒索錢財?shù)某舐剬映霾桓F，甚至發(fā)生過農民因無法交付兒子上學的學費而自殺的惡性事件。所有這一切對未成年人的心理造成何種惡劣影響，可想而知。他們在家長接到交費通知時的凝重面容背后，看到一個沒有溫暖與公正的社會，一個充滿冷漠與敵意的世界。這種切身感受，永遠是思想道德建設的大敵、和諧社會的大敵。

在市場極端主義者的眼里，亞當·斯密是有大智大慧的。然而他們往往只是把斯密一些常被經(jīng)濟學家引用的文字作為他全部學說的精華。例如斯密曾說，每個人出于自愛之心盡量改善自己的境遇，這種努力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僅憑它社會就會富裕繁榮；有的法律限制、妨礙它的作用，實在愚蠢。這段話常被用來說明政府的干預實屬不必。實際上斯密所說的要豐富復雜得多，讓我們先從社會分工談起。

《國富論》的第一篇頭三章都是論述勞動分工問題的。斯密以扣針制造業(yè)為例說明，勞動者終身從事一種單純的操作，熟練程度就會大大增加。人們慢慢發(fā)現(xiàn)，專務一業(yè)可以揚長避短，時間一久，社會分工逐漸形成，并且越分越細，各種職業(yè)多至不可勝數(shù)：

他們依著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傾向，好像把各種才能所生產(chǎn)的各種不同產(chǎn)物，結成一個共同的資源，各個人都可以從這個資源隨意購取自己需要別人生產(chǎn)的物品。

分工的細致程度是與社會的發(fā)達成正比的。在職業(yè)眾多的社會，那些有閑暇去研究社會的人十分幸運，他們基本上不為職業(yè)所局限，而供他們分析的對象又如此繁多，于是他們不斷運用心思，智能異常發(fā)達，遠勝于常人。但是斯密注意到，綜合起來看，社會的進步與人的自然能力并非協(xié)調發(fā)展，極少數(shù)能力卓異的紳士／業(yè)余愛好者無補于社會整體。在《國富論》第五篇《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的第一章，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亞當·斯密發(fā)現(xiàn)，商業(yè)或社會高度發(fā)達，勞動者的能力卻趨于退化：

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習慣，而變成最愚鈍最無知的人。他精神上這種無感覺的狀態(tài)，不但使他不能領會或參加一切合理的談話，而且使他不能懷抱一切寬宏的、高尚的、溫順的感情。其結果，對于許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義務，他也沒有能力來做適當?shù)呐袛?。至于國家的重大和廣泛的利益，他更是全然辨認不了。

當時產(chǎn)業(yè)革命才初露端倪，斯密已看出過細的分工將對勞動者的能力和道德品質造成摧殘，假如他對卓別林在《摩登時代》里反映的流水線作業(yè)有所聞聽，更將震駭不已。這些“最愚鈍最無知的人”將如何改善他們自己的境遇？人為的法律是否能為他們提供幫助？斯密對此有周密的考慮。

正因為發(fā)達商業(yè)社會的勞動者一生消磨于簡單重復的操作，在能力和品德上犧牲太大，斯密對分工較粗因而不甚發(fā)達的農獵和游牧社會還頗為羨慕。他說，在那樣的社會里每個人都掌握多種技能，為對付生活中不斷出現(xiàn)的問題，種種發(fā)明層見疊出；尤其值得欽佩的是人人都是戰(zhàn)士，都有尚武的美德，知道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商業(yè)社會的居民則不然，斯密寫道：“他的無變化生活的單調性質，自然把他精神上的勇氣消毀掉了，使他看不慣兵士們的不規(guī)則、不確定和冒險的生活。”缺乏教育是精神退化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