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是人性。如果說《南京！南京！》是一部極富“人性關懷”的片子，那么《鬼子來了》就是一部極富“人性”的片子。之所以在“人性”后面抹去“關懷”二字，不是說姜文不關懷人性，而是說姜文刻意回避了“人性關懷”這類宏大敘事所帶來的形式主義“滯脹”。仍舊是那個未經證實的《電影審查報告》：“劇本第39頁，大家商量送鬼子回去一場，原文學劇本中描寫日軍到了村中，將大米灑成一圈，將百姓圈住，逼百姓吃飯，吃不下的還按住頭往嘴里塞，日軍隊長講話時，百姓們都不理他。而影片第1763鏡至1871鏡，將這場戲改為聯(lián)歡，并大力渲染，一起喝酒唱歌，百姓們感激不盡，日軍與村民親如兄弟，并有‘今兒我高興，不單是沖這幾車糧食，主要是沖皇軍給了我們面子’等臺詞。”審查局官員認定“這是對劇本立意的重大改動，從根本上悖離了主題?！?/p>

中國老百姓愛面子，哪怕這面子是鬼子給的，該高興就高興，這道理政治上不通，人性上通。相比之下，當《南京！南京！》最后一幕赫然打出“小豆子，還活著！”的時候，雖然在特定的語境下讓全場掌聲雷動觀眾熱淚盈眶，但是事后總讓人不禁心生疑竇：這樣的處理是不是出于政治正確的考慮，這樣的感動是不是一種劇場效應以及導演的刻意為之。

當然，這些事兒不能全怪陸川。有時候，“關懷”是一個很“隨便”的字眼，它可以落實到很具體的事物上，也可以依附在很抽象的概念上，特別是那些超級抽象的超級概念，比如民族，比如國家，比如人性……也正因為如此，“關懷”極易面臨的一個指控是，它總是與“裝”撇不清干系。

《鬼子來了》與《南京！南京！》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樣的反差，原因之一在于題材不同。雖然都是抗戰(zhàn)片，但《鬼子來了》選擇的是膠東半島一個封閉農村的小環(huán)境，這是一個幾乎被八年抗戰(zhàn)遺忘的角落，雖然最后發(fā)生了屠村事件，但對于整個大歷史來說并不構成“事件”，所以姜文在大部分時間可以用近乎“戲謔”的方式去敘述。而《南京！南京！》注定只能濃墨重彩、正襟危坐地去演義，任何微小表情的不端都會被視作不恭。個人的生活史在這一刻無可逃脫地被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所捆綁，宏大敘事是必由之路。

原因之二在于導演在年齡、閱歷以及性情上的差異。我相信姜文永遠也拍不出《南京！南京！》，就好像陸川拍不出《鬼子來了》。姜文從來不是一個政治上正確的人，他的“一點正經沒有”是骨子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