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私人生活

蓋伊·塔利斯

編故事的、寫劇本的，還有寫小說的，他們得跟私人生活打交道。他們得跟普通人打交道，就是說，把這些人從他們的私人生活中提升到我們的意識里面，為我們所知。與之相反，就傳統(tǒng)而言，非虛構(gòu)性作品的作者要處理的，則是那些公共生活中的人——那些名字已經(jīng)為我們所知的人。事實上，在我年輕的時候——那時我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做記者——那些私人生活，那些我想要深潛其中的私人生活，并不總是會被承認，被認為具有進行新聞報道的價值。不過，當(dāng)時我的想法卻是：對于這個世界上到底在發(fā)生什么或者發(fā)生了什么，他們其實也有一種感受和理解。在我想來，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人的感受報道出來，對于發(fā)生在我們周圍的種種潮流，我們也就能有一種更好地理解——他們能夠幫助我們做到這一點。

我的父親是個裁縫。他雖然是從意大利南部的一個小村莊來到美國的，卻對針線活有十分精細的感受。而且，他也把那些帶有他獨特風(fēng)格的感受和理解，帶進了他的活計里面。關(guān)于如何修整出一個完美的扣眼，如何完美地量身材，如何把正裝做得貼體合身來提升一個男人的存在感，他都有非常棒的感受和理解。他是行針走線的藝術(shù)家，卻并不在意錢掙得多還是少。

我們家，其實是屬于底層。也就是那種得小心張羅著看別人臉色，但別人卻不用看我們臉色的底層人。至于我的父親，他是那種愛聽個家長里短的裁縫。他知道好多到他店里來的人的事情。所以我從小就是聽著那些普通人的生活長大的，而且我覺得他們很有趣。

我父親是通過讀《紐約時報》學(xué)會英語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時候，他在意大利的親戚們都屬于那個錯誤的陣營。他的幾個兄弟，1943年的時候都在墨索里尼的軍隊里跟馬上就要攻入意大利的盟軍對著干。所以我父親當(dāng)時是帶著一點憂心來讀《紐約時報》的。至于我，就在我們家那個小小的房子里，眼見著那些大事是如何影響到了我們自己。每一天，《時報》上都會有各種地圖，地圖上會有各種箭頭，這些箭頭標(biāo)明盟軍一日比一日更靠近我父親的那個小村莊——我的眼所親見的，就是一種巨大的戲劇感。

而這，可不是什么編出來的故事：這就是我的生活。

在《紐約時報》的新聞編輯部里做記者期間是我度過的最快樂的時光。事實上，10年后，等我32歲離開那里的時候，我的眼睛里是有淚水的。其實當(dāng)時我之所以離開《紐約時報》，也并不是因為跟這家報紙有什么不愉快，而是因為日報所需要的那種新聞報道，本身具有某種局限：有時間和空間上的局限。具體來說，在日報中做新聞，你所能投入進去的時間、縱容自己的好奇心的時間是有限的。在這種局限下，繼續(xù)待在一家日報社就會給人一種受挫的感覺。我想要的，是能夠多花時間跟那些未必有新聞價值的人在一起。當(dāng)時我的信念是這樣的（實際上我現(xiàn)在仍然這樣相信著，而且更甚）：對于一個寫非虛構(gòu)性文字的作者來說，他應(yīng)該跟那些只有“私人生活”的人在一起，跟那些雖然只有私人生活，但他們的生活卻能夠代表一種更大的意義的人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