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在文章中指出，“中國的革命運動和思想運動，從來是不可分離的。”“五四以后，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fā)展和勝利，思想運動和革命運動的關系，就格外密切起來了”。胡喬木指出：“在中國接受革命思想最快，傳播革命思想最努力的，是中國的來自民間的青年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既有受新式教育和閱讀新出書報的便利條件，又比任何人更加痛切地覺到民族壓迫和民族屈辱，而他們對于舊社會又較少留戀。在革命發(fā)展的無論哪一個階段，這些青年總努力學習當時最進步的理論，獻身于實現(xiàn)當時最高尚的理想。這種精神，正是青年之寶”?！爸袊嗄陰资陙碜非笮滤枷氲倪^程，也就成為一步一步接受馬列主義的過程”。

胡喬木系統(tǒng)地分析了中國青年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因：“首先是馬列主義本身的優(yōu)點”：“馬列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唯一能夠真正包羅萬象的完整的正確的思想系統(tǒng)”；“馬列主義也是人類有史以來唯一能夠將客觀和主觀結為一體的主義”；“馬列主義所指示我們的前途，是人類唯一可能的前途”；“馬列主義正因為不是任何臆造的方案，它才具有無限的發(fā)展可能，它才能夠適用于人類發(fā)展的任何環(huán)境，任何階段”；“馬列主義是不受國界限制的，是人類歷史唯一的國際主義”。其次是馬列主義的“實際的成績和行動的表現(xiàn)”：“馬列主義的絕對正確，從蘇聯(lián)二十二年的歷史得到了輝煌無比的鐵證”；“馬列主義的絕對正確，更表現(xiàn)在國際共產黨的偉大行動方針和國際主義者的高尚人格上，共產國際和它的各國支部的存在和發(fā)展本身就已經是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的了”。

當時擔任毛澤東秘書的陳伯達認為胡喬木的這篇文章寫得不錯，把它推薦給毛澤東。為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毛澤東發(fā)表了《五四運動》的文章和《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強調“知識分子與工農民眾相結合”。胡喬木這篇文章著重講了青年要“接受馬克思主義”，“使用馬克思主義武器”。毛澤東看后非常滿意，感到胡喬木的文章很有見解，也抓住了青年運動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篇文章為后來毛澤東要胡喬木到他身邊當秘書打下了基礎。

很快，胡喬木又在《中國青年》第1卷第6—7期上，發(fā)表《嚴重注意投降妥協(xié)的言論》一文，深刻揭露抗戰(zhàn)中的妥協(xié)投降路線。1940年初，胡喬木在《中國青年》第2卷第5期發(fā)表給一位同志的信——《關于新教育的二三事》，對于青年教育中的“理論與實際的一致”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列舉了對這一問題的六種主要解釋。特別指出當時教育中理論與實際相脫離的主要原因。胡喬木在信中提出的問題，實際是如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如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問題。這與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確立的必須把馬列主義理論和國際經驗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思想路線，是完全一致的，也是這一思想路線在新教育領域的具體運用，應該說是很有意義的。9月，為了響應毛澤東提出的反對邊區(qū)“三大害”即“迷信、不識字、不講衛(wèi)生”的號召，胡喬木在《中國青年》第2卷第11期發(fā)表《反迷信提綱》一文。文章從“什么是迷信”著筆，詳細地解釋“迷信從何而來？何以今天還沒有消滅？”說明“迷信究竟為什么不對？”以及“迷信今天有什么壞處？”并提出“迷信要怎樣才能打得倒”的具體方法。胡喬木在文中提出了開展耐心的靈活的宣傳教育、以身作則、政府與群眾團體通力合作、不搞過火做法等消除迷信的方法。文章循循善誘，既有很強的邏輯性，又通俗易懂，成為當時一篇很好的宣傳反迷信的文章。

1939年8月，胡喬木終于有了時間，完成一直準備去做，但又一直沒有時間去做的工作——到湖南傳達、貫徹中央青委工作會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