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都是我接觸的人物中難得屬于母親那邊的親友。四十多年之后與母親初會，她已經(jīng)是快要八十歲的老太太，一個恨不得守住我關(guān)愛我至死的老太太，別人口中的才情與容貌，我一點兒都沒見識過。

一九七五年年底，忽然間收到一封信，從信封上辨認，是美國李本明姐姐的來信，跟她已經(jīng)多年都沒有通音問了，怎么會來信？一邊上樓一邊拆一邊讀。

當(dāng)時兩岸還沒有開放，有信的話，多半還是要由國外的親友代轉(zhuǎn)，大陸的來信都得夾帶在信封里，對于某些人，可能還冒著前程的風(fēng)險。本明姐自己寫的信不長，只說在北京遇到了“娘娘”，是北京人稱呼伯母的意思。信中又附帶一信，原來是我的身生母親寫的，她請本明姐幫她打聽一下三十年前離開，再也沒有見到的兩個兒女的下落。我根本來不及細讀，立刻沖上樓，見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我也有媽媽了??！

然而激情很快就過去，開始想到了許多本來跟自己看來沒有什么相干的事，比如反右、“文革”、“四人幫”，等等。

我回了一封長信，寄到母親手上那天，好像快過年了，當(dāng)時“文革”余波蕩漾，母親與同母異父的弟弟依然沒有得到完全的平反，他們住在北京勁松的一處大院子里，這就是說，那是許多人合住的一所房屋。

母親是在晚飯之前收到了我的信，當(dāng)然迫不及待地打開來讀。那是一九八○年代前的事，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尚未出現(xiàn)，大陸依舊貧困落后，幾家人家共用廚房跟起居室，母親就湊著共用的起居室僅有的一盞微弱的電燈，站在那兒，把我的信從頭到尾也不知道讀了多少遍，讀到夜闌人靜，讀到四下無聲，再抬頭，已時近午夜。這才發(fā)現(xiàn)，她已經(jīng)在那個燈下站立了好幾個小時，懷疑此刻是不是夢？

后來母親又托人寄給我一盒古墨，我把這幾塊墨做了拓片，寫了一篇散文，標題就是“拓片”，描述母子重新發(fā)現(xiàn)對方的感受。這篇作品并沒有給母親先讀過，沒想到卻讓大陸的報紙轉(zhuǎn)載刊出，母親讀后，很是激動。從此母子之間便時有魚雁往返。只是激情已過，當(dāng)時兩岸禁止相通，到大陸去是違法的，也不知何日得以相會，而且我也沒有太高的意愿，畢竟分離得太久，記憶太模糊，也沒有共同生活的經(jīng)驗。覺得能找到對方已經(jīng)很不容易，就一直通信好了，兩岸政治問題帶來的阻隔，我們無法突破。

直到有一天母親在信中說，她的一只眼睛已經(jīng)失明，很怕另外一只眼睛有一天也會看不到，希望可以早日相逢，以免抱憾無窮。

進大陸之前，也有幾位朋友提醒了若干注意事項，比如大陸親友的貪婪、薄情、翻臉不認賬，等等。他們有的更以親身經(jīng)驗相告，聽來慘敗收場者也不為少，然而我卻是個根本就沒什么可輸?shù)娜耍@些言語參考參考就是了，我還是決定讓母親在一只眼睛還看得見的時候，好好地看看她的兒子我。我一點都不覺得這是我的孝順，只是義理之常而已。

那是在一九八八年，距離跟母親聯(lián)絡(luò)上的許多年之后。好幾位長輩跟朋友都比我更早見到我母親，我總是想法子拜托人家?guī)臀規(guī)б稽c什么去，其中也有外國人。那是父親在世的最后兩三年，我一點也沒有向他透露跟母親有信件來往的消息，他既然對母親只字不提，我就同樣一句也不說。

我把與楊家駱先生夫妻合照的照片寄給母親看，她的回信里對于楊教授很不以為然，我聽了也一字都不講，上一代的恩怨，用不著讓下一代知道，即便是牽連到婚姻問題。我認為，再也用不著解釋說不清的感情問題，我了解母親總想表白一下她當(dāng)年為何把我們留給了父親，又想說清楚為何她會跟父親離婚。說得清楚嗎？我該知道嗎？我一定要下判斷嗎？我不想聽，不想知道。男女之情要是說得清楚，人生還有什么意思？以通行常理論斷愛情，本非我之所愿，我總在逃避母親的解釋，因為既不想虛應(yīng)故事，也恐怕真相大白。我肯面對的只有一個簡單的事實：她是我親生的母親，她無底地愛著我，必要的話，她會毫不遲疑地為我犧牲，包括她的生命，就這樣，還不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