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 華生（James L. Watson）

在全書的開頭，有必要介紹一下這項研究的緣起。為什么我們選擇了快餐作為研究對象？為什么這五位人類學家要致力于麥當勞在東亞的研究？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這似乎并不屬于人類學的研究課題。

我必須承認，這項研究不是我主動的意向，而是時勢使然。自從1960年以來，我和夫人魯比·華生（Rubie Watson）一直在香港新界開展田野調查，考察人類學者向來關注的宗族組織、繼承形式、祖先崇拜、風水文化與大眾宗教。每年，我們都與接待我們的家庭（包括我們的兩個干兒子）去元朗這個繁華都市中的小鎮(zhèn)吃港式茶點。1989年1月，我們又照例來到這里，我們的香港朋友建議：“去個新的地方吧，孩子們喜歡在那兒吃。”

下了出租車后，我發(fā)現，矗立在眼前的是一棟閃亮而龐大的三層麥當勞餐廳。我的第一感覺就是迷失了方向：我身處何地？我低聲向妻子嘀咕：“大老遠從波士頓飛來，竟然是為了吃麥當勞！”當然，最后我們還是去了。而且，此后每年到香港，我們都會去麥當勞。在我的香港干兒子那代人的生活中，麥當勞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地方。他們被麥當勞所改變，也被麥當勞以更具創(chuàng)造性的方式所吸引。

數次到訪元朗的麥當勞后，我認識到，這一現象如此顯著，以至于我們不能忽視它，必須對它做出闡釋。我邀請四位同事參與進來，展開對五個東亞地區(qū)的比較研究。在討論中，他們都表現出了同樣的感受，驚異于快餐產業(yè)如此深刻地影響到了周圍人們的生活。

正如讀者所知，麥當勞的金色拱門幾乎被公認為國際化商業(yè)和大眾文化的標志。96%的美國兒童熟知麥當勞，香港和東京的比例同樣居高，北京也在迎頭趕上。

毫無疑問，很多人對麥當勞有著明確的看法，并假設任何一個有思考能力的個體都秉持相同的態(tài)度。比如，環(huán)境主義者和政治激進分子們宣稱麥當勞是邪惡的象征。美國的知識分子把麥當勞貶斥為一種使文化同質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的幫兇。我的一些學界友人甚至否認他們曾踏入麥當勞一步。那些承認去過這一“禁地”的則聲稱是被孩子所迫，并嚴肅地辯解其實他們并不喜歡那兒的食物。其他美國人，尤其是那些處于最低收入線上的工薪階層，卻把麥當勞當作上帝的恩賜——那是他們的另一個家，僅花不到10美元就能獲得全家的溫飽。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和地區(qū)，麥當勞就是等同于美國，體現了美國佬式（Yankee）的帝國主義。如1994年11月4日，《紐約日報》報道：“為了反對《加利福尼亞州第187號法案》，今天墨西哥市約有40個蒙面歹徒洗劫了麥當勞”，“還有人把‘美國佬滾回去’的口號貼在麥當勞的玻璃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