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幾年間，叫我喝酒次數(shù)最多的大概就是洪啟，因為他不是這種人，我也不是。酒鬼洪啟的故事很多，我隨便講兩個。有一次他無所事事地在北京站轉(zhuǎn)悠，認(rèn)識了一個浙江人，兩個人跑到一個小飯館喝得昏天黑地，喝到火車快出發(fā)了，但兩個酒鬼還沒喝夠，于是洪啟跟著這個素不相識的浙江人坐了一天一夜火車跑到對方家里，然后接著喝。身上一分錢沒帶，最后朋友給他寄了點錢自己買了張票回來了。還有一次，洪啟喝到飯局下旬上廁所，在便池旁偶遇一法國人。倆人隨即扶鳥對談，親切得像多年的老友：“我要辦一個演出，你一定要來。”“我一定會去，在哪？”十分鐘以后，這個法國人就端著酒杯跑到洪啟的包間里喝上了。

我喜歡這樣的酒鬼，也喜歡這樣的故事，這讓我覺得親切自然。在英國的時候，每次想喝酒只能跑到酒吧去，倫敦青年都穿著尖領(lǐng)襯衫，各自拎著一瓶PEDIGREE BITTER，一口一口地抿，喝一晚上也喝不完，我看得直吐血。那時候我很想念中國，想念在那里的那些特別的酒鬼。如果你問我喜歡中國這塊土地的理由，那么這就是其中一個。我知道這個理由實在不夠好，但對我來說已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