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選擇在曾國藩誕辰二百周年（2011年）之際出版這本書，是為了表達對他的敬意。幾年來，我閱讀他越深，對他的敬意越重。

因為這種敬意，二〇〇八年春天，我從長沙轉(zhuǎn)了六次車，去了一趟湖南荷葉鎮(zhèn)的“曾國藩故居”。

“富厚堂”院子很大，不見其他游人。一場微雨剛過，靜翳清爽。雖然曾國藩生前沒能親眼見到這座建筑，但在兄弟和兒子的主持下，建筑中處處透著鮮明的“曾氏風格”：房屋舉架很高，線條剛硬。墻的外面用青磚，內(nèi)墻則是清一色的土磚。既軒昂厚重，又質(zhì)樸簡單。里面陳設(shè)簡單，除了幾張雕花大床外，家具多是農(nóng)家風味。因為沒有管理人員，可以隨便在曾紀澤坐過的椅子上坐坐，靜靜地欣賞墻上他的手澤。

這座宅院的一大特點是后面圈進了半座山坡。沿著土夯高大院墻拾級而上，在后山上走了一圈，雨后的樹木清香襲人，不知名的鳥兒叫聲清脆。這種清幽，曾國藩朝思暮想，卻沒能享受到。雖然疲憊至極，但是多次的退休請求始終沒有得到慈禧的同意，只能“鞠躬盡瘁”，客死他鄉(xiāng)。

雖然“故居”名不副實，但我在這里確實感受到了曾國藩的氣息。

對許多人來說，曾國藩的主要意義證明了一個資質(zhì)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動下，可以達到什么樣的高度。對于中國這個文化體來說，曾國藩的更大意義是他展現(xiàn)的“中國式力量”。曾國藩全面展示了傳統(tǒng)文化的正面價值，證明了中國文化有活力、有彈性、有容納力的一面。在清代重臣中，他是第一個主張對洋人“以誠相待”的人。這一高度，今天許多中國人仍然沒有達到。當然，另一方面，他也證明了傳統(tǒng)文化無法突破的極限，這一證明意義也十分重大。總而言之，他讓我們對祖先五千年來積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認識。我以前的作品，主要致力于對文化傳統(tǒng)中負面因素的批判。這本書，卻是致力于了解和認識傳統(tǒng)文化中溫暖的一面。柴靜的話說得很好：“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shè)?！比魏谓ㄔO(shè)都需要尋找堅實的地基，我們無法和傳統(tǒng)一刀兩斷，我們必須尋找接口。

熟悉我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這本書和我以前的作品寫法上有很大不同。它少了許多感覺和議論，多了大量的資料和引注。我想做的，是盡量用第一手材料構(gòu)建這個人，在細節(jié)中呈現(xiàn)這個人和那個時代。

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二〇〇九年春天，明月同學不辭辛苦地帶我去廈門大學圖書館查閱《湘鄉(xiāng)曾氏文獻》。當然，那位中年女圖書管理員服務(wù)態(tài)度之差讓我至今記憶猶新。我曾經(jīng)到上海師范大學，向王澧華先生當面請教。他的《曾國藩詩文系年》一書在曾國藩研究中至今仍然相當重要。我還曾坐火車臥鋪遠赴鴨綠江邊，面對江對岸白云繚繞的青山，在自由研究者劉憶江先生“江邊莊園”和他討論曾國藩的種種細節(jié)。他的《曾國藩評傳》是近年來為數(shù)不多的有分量的曾國藩傳記之一。

當然，最要感謝的是我的導(dǎo)師葛劍雄教授。他“突破常規(guī)”，充分尊重我的興趣和能力，同意我將曾國藩的經(jīng)濟生活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并給予了寶貴的指導(dǎo)。這使我依靠復(fù)旦大學圖書館的資源條件，集中精力完成了“左側(cè)面”部分，在完成博士論文前，先“套種”出這樣一本面對普通讀者的書。

需要說明的是，這本書的注釋有一些不規(guī)范的地方。特別是應(yīng)編輯的要求，為節(jié)省版面起見，在不影響普通讀者閱讀的情況下，引用岳麓版《曾國藩全集》的大多數(shù)引文時刪掉了具體頁碼的注釋。因為時間倉促和體裁原因，也有個別引文沒能加注或沒能準確加注，特別是“正面”部分。因為最初是給一本較為通俗的刊物寫的，因而這種情況更多，只能敬請原文作者和讀者原諒。按照我原來的設(shè)想，這本書還應(yīng)該包括《曾國藩的心理特征》《曾國藩的親情與友情》《曾國藩與湖南氣質(zhì)》等幾個部分。由于時間原因，看來只能等幾年以后再出這本書的續(xù)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