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歷史札記、隨筆之外，我的“歷史散文”之路也有縱深演進。我反思過歷史寫作，何以大家談歷史人物時多有“先入之見”？有時看一個標題就明白作者想借古人說什么話，甚至明白作者是五毛、國粉、儒粉還是“杮油黨”，是80年代的出土翻案史觀、90年代的細節(jié)史觀、知乎粉還是果殼粉。那么，研讀歷史人物，我們?nèi)绾伪ＷC自己的客觀公正，如何才能還原一個歷史人物的生存狀態(tài)和內(nèi)心情態(tài)？“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這一“禮義”在當下不過是某種“時勢權(quán)力”。這也是我努力向太史公看齊的一個原因，我希望紀傳一個人物，不是讓讀者受到哲理啟示或教育什么的，而是引導其人生或生命參與進來，其中有真、有善，有人生或歷史百年的罪苦和美感。

我的“突圍”是多方面的。我們當代中國人受教育以來，即對階級分析爛熟于心，但在今天卻很少有人以之觀察筆下的人物。研讀《易經(jīng)》時，我明白中國文化也極重“時、位”。對一個人的人生階段和社會地位不曾有深入了解，我們又怎么談得上懂人知人？因此，我后來為媒體寫了一組文字，只從謀生理財?shù)慕嵌葘懸粋€人，這樣寫時，不免理解歷史人物的言行何以會有那么大的反差。以魯迅、胡適為例，魯迅只是溫飽有余，中產(chǎn)不足；而胡適則是今天“成功人士”般的文化人都未必比得上的中產(chǎn)，盡管他們都有國士之心力和才能，但身份、地位的選擇和差異也對二人的言路思路有影響。我也寫過一組商人，職業(yè)商人為傳統(tǒng)四民社會階層的末流，但近代以來地位漸起，他們在近代中國起過非常大的作用，我寫他們，仍希望落實到個體本位上來，在傳統(tǒng)縉紳階層向土豪或工商文明的棟梁轉(zhuǎn)型的時代，還原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

隨著對中西文化的深入理解，我對歷史人物的關(guān)注也自覺轉(zhuǎn)向邊緣者。如果說年輕時只以為理想的變法者、改革者、革命者，“五四”青年，現(xiàn)代化的倡導和推動者才活得有意義，才是真理的化身，才是安身立命的正當有效者；后來的我明白，一個社會的個體成員在立身處世方面有多種選項，他們從每一方向出發(fā)都能抵達圓滿究竟。正如本書幾乎只以材料紀傳的“儒家慧能”、如慧能一樣“目不識丁”的王鳳儀老人所說，“真理唯一，但其道路非一”。

我后來也在主流社會關(guān)注的人群之外，選擇了不少堪稱“怪力亂神”的人物，如算命的袁樹珊、道教的復(fù)興者陳攖寧、反中醫(yī)的余云岫等人。盡管“中國邏輯”“反智”一類的說辭仍懸在國人頭頂，提醒我們在現(xiàn)代世界生存應(yīng)立足于可溝通的理性；但怪力亂神是東西方社會都有的現(xiàn)象，是人們?nèi)浴叭沼枚恢钡念I(lǐng)域。有學者認為，在移動互聯(lián)帶來的多維時空或高維時空里生存，怪力亂神的現(xiàn)象都能為人理解，為人把握。在武訓、孫祿堂這樣的草根面前，知識精英或許失語無語，但他們?nèi)允侵袊幕囊淮蠡A(chǔ)。曾有哲人專論本國文化的“圣愚”現(xiàn)象，那么我們中國文化的這一類草根圣賢算是什么現(xiàn)象呢？

因此，我關(guān)注的歷史人物從以治世為主，到逐漸側(cè)重治身、治心，我盡可能打撈在中國立身的多樣可能。其實，與其說陳攖寧、余云岫治身，梁漱溟、熊十力治心，不如說他們一樣在治世。傳統(tǒng)的說法，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釋道在近代合流，早已使我們中國人從中都獲得安身立命的思想資源，落實在自己的人生中不過有所側(cè)重而已。在這個意義上，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主流精英算是治世者，邊緣人物算是側(cè)重治身治心者。我們今天都知道，這些主流邊緣只是一時一地而已，他們都有為我們奉為經(jīng)典的時候，也有為我們看輕看淡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