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以“上帝那有本賬”自設威懾，增強了口述歷史的真實性。

真實性問題一直是史家漠視口述歷史的主要因素。認為口述歷史是口述者的個人記憶，它比文字史料的失真性更強。英國著名史學理論家阿瑟·馬威克就認為：“不以文字史料為依據的歷史雖然也是歷史，但不是嚴謹的和令人滿意的歷史?！鞭D引自梁景和、王勝：《關于口述史的思考》，《史學理論研究》2007年第5期。史學家對口述史學的漠視，主要是對口述歷史的可信度持懷疑態(tài)度。

影響口述歷史可信度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口述者的信仰和人格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張學良口述歷史時，經常說的一句話是“上帝那有本賬”，說假話是對上帝的不敬?！拔叶季攀鄽q了，我沒有對人不能說的事。我要做這件事，我不能對人講，那我不做。假如說，你指著問哪一件事，那是怎么回事，我都能說。無論對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說，無論是我的私事，男女的問題，什么問題我都可以說。我自己考量這件事，我不能對人說，我不做，我這個人是這樣的，無事不可對人言?！覐牟粚θ苏f假話，我頂多不說，我說的話，我自己負責?！彼谑鰵v史“不是為著搞什么辯冤白謗，只是替歷史留下一點真實的故事。”

當然，他的口述歷史是否真實不能以他自我評價為標尺。不過，是不是“辯冤白謗”，是可以驗證的。

歷史上的名人最重視名，涉及名聲問題是實事求是地說，還是刻意維護，確實是判斷名人口述歷史可信度的試金石。

涉及張學良名聲的問題主要有：“中東路事件”是誰挑起的？“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是誰下的？西安事變后他被判刑是對是錯？一般學界都認為，“中東路事件”是蘇聯挑釁所致，“九一八”不抵抗的命令是蔣介石下的，“西安事變”后張學良被判刑是蔣介石背信棄義。而張學良說：“不是人家挑釁，是我們挑釁?！薄斑@件事我們做得很不好。”“沒什么證據，叫人搜集什么呀？”

提到“九一八”不抵抗問題，他說：

“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里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p>

關于西安事變后被判刑，他說：“那蔣先生也沒說假話，他后來真是不剿共了……所以自己請罪，那么我應該受死刑，等于叛變了，劫持長官在我們軍隊里是最厲害的罪，那就是叛變?！?/p>

采訪者對判刑不理解，說：“不過，過去歷史上，不是有將功折罪嗎？”

張學良說：“那也不能那么講，我沒有功啊，沒有去打仗?！薄拔易约鹤龅氖虑?，我自己負責任，我不往這人身上推，也不往那人身上推?！?/p>

按學術界普遍的說法去說，顯然對他的名譽是有利的，也不會有人認為他說的是假話，心里活動，有誰能做出否定的結論？

他的口述歷史已經超越了常人思維，一斑可窺全豹。不護己短，不隱己污，常人所不能；揭世人不知之短，曬他人不知之污，糾對己有利成說之誤，只有深具宗教情結者方可做到。他以“上帝那有本賬”自設威懾，使他在回望歷史的同時將探求真理的目光投向了人生彼岸，這或許是張學良口述歷史價值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加上他在中國政壇只執(zhí)政八年，從西安事變直到1990年，大部分時光都是在痛苦的回望、被動的“檢討”中度過的，在一定意義上說，這段時光為他晚年的口述歷史做了準備。正因為如此，他的口述歷史比同時代的其他人，包括閻錫山、李宗仁、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更加客觀、真實而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