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漫》是時代的需要。30年代的中國，內憂外患，時局不穩(wěn)，人民生活沒有保障。然而在這種形勢下，人們思想十分活躍，他們從不同角度對刊物、雜文和漫畫有了更多的需要。1934年正是上海文壇稱作“雜志年”的一年。海戈1948年的《蒙塵集》序里寫道：“《論語》本是應運而生。它的成功，一直到現(xiàn)在還都能維持下去，是由于它反映時代的手法，采取的幽默的筆調。大致時局愈亂，《論語》愈能風行，材料也愈見精彩。”《時漫》也是一樣。邵洵美說：“出版是要跟大眾神交?！薄坝哪皇菬o稽可考的滑稽，也不是不負責任的輕薄。”他辦《論語》借幽默反映時代，以此為老百姓代言?！墩撜Z》并非僅是清談的閑適文學?！稌r漫》也并非僅是笑料。二者異曲同工，殊途同歸。蕭伯納：“我笑著為要免得哭?！濒斏亠w說：“幽默或諷刺文學以及漫畫藝術都是療治憂郁這種時代病的圣藥?！碑敃r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下，新聞檢查抓得很緊。就像約翰·穆勒所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時漫》的畫家們和《論語》的作家們一樣必須采用一些手法，如跟當今社會那樣的創(chuàng)作描畫女性形體的圖畫、描寫男女關系等軟性作品，那是為刊物能夠在夾縫里生存。《論語》亦然，借用“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謔而不虐”的手法躲避“開口惹出是非來”。即使如此，魯少飛因為在第26期《時漫》的封面上，刊出他畫的《晏子乎》，諷刺了政府對日屈膝外交，而被當局關押，刊物罰停3個月。邵洵美他們一方面趕緊斡旋援救，撈出魯少飛；一方面臨時把刊物改名為《漫畫界》繼續(xù)出版，由王敦慶主編。直到6月，《時代漫畫》才復刊，仍由魯少飛主編。未幾，第30期封面又因諷刺老蔣，魯少飛差點再陷囹圄，經洵美周旋，罰了款方了事。魯少飛不怕惹事，他堅持“有不平我們就要講話，有丑惡我們要暴露，有戰(zhàn)爭我們要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