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內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親有過短暫，然而尖銳的沖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單方面的痛怨。母親在世時，我從未向她吐露過。直到寫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親近的人訴說過。

二

1988年仲春，我曾應邀赴港，參加《大公報》創(chuàng)辦50周年的報慶活動。其間，我去拜訪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我們是作為文友而交往的。他不但喜愛文學，而且也出版過文學論著。當然他的本職是算命、看風水。據說海內外若干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過相。他也給普通人看相，但要提前很久預約。我另一年過港去找他，他就正在接待一對普通的夫婦，他們是來給兩歲的孩子看相，而他們的預約，卻是在近三年前—母親剛剛懷孕不久時，便來登記過的。1988年那回，我們見面時，他不僅給我算了后半生的總走勢，還給我列出了流年命勢，近五年內還精確到月。至少到目前為止，他的預言，竟都一一應驗。這且不去說它。最讓我聽后心旌搖曳的，是他鄭重地說：“你這一生中，往往連你自己都意識不到，你是籠罩在母親的強烈而又無形的影響之中；相對而言，你父親對你卻沒多么大的影響。”他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修斯情結”（所謂“戀母弒父情結”）嗎？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學資源，是中西合璧的，單告訴你，他說得最流利的語言，除了粵語，便是法語，其次是英語，書房里堆滿了哲學書，包括外文的，你就可知他并非一般的“江湖術士”者流，因此他對我說這話，顯然也并不是簡單地套用弗洛伊德學說，他確是一語中的，我的心在顫抖中大聲地應和著：是的。也許我并不那么情愿，但每當我在生活的關口，要做出重要的抉擇時，母親的“磁場”，便強烈地作用于我，令我情不自禁地邁出步去。

三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一直生活在母親身邊。但也僅是“到此為止”。我讀張潔在她母親去世后，以全身心書寫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產生出一種類似嫉妒與悵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艱難困苦，不管相互間愛極也能生怨，她們總算是相依為命，濡沫終老，一個去了，另一個在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書，為她立下一座豐碑，去者地下有知，該是怎樣地欣悅！

而我和母親生活在一起時，因為還有父親，有兄姊，他們都很疼愛我，所以，我在渾噩中，往往就并未特別注重享受母愛，“最疼我”的也許確是母親，可是我卻并無那一個“最”字橫亙心中。

1942年，抗日戰(zhàn)爭最艱苦的歲月，母親在四川成都育嬰堂街生下了我，當時父親在重慶，因為日寇飛機經常轟炸重慶，所以母親生下我不久，便依父親來信所囑，帶著我兄姊們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岳縣—去“逃難”，直到抗戰(zhàn)勝利，父親才把母親和我們接回重慶生活。霧重慶在我童年的記憶里形成了一個模糊而浪漫的剪影。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真切而深刻的記憶，是北京的生活，從1950年到1959年，我的8歲到17歲。那時父親在北京的一個國家機關工作，他去農村參加了一年土改，后來又常出差，再后來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節(jié)假日，他都是早出晚歸，并且我的哥哥姐姐們或本來就已在外地，或也陸續(xù)地離家獨立生活，家里，平時就我和母親兩人。

回憶那十年的生活，母親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對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尋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