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三年（1070年）九月，司馬光被派往陜西的偏遠軍州任職。但是他并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立場。他仍和王安石交換了三封誠摯而嚴苛的私函討論新政，最終才徹底翻臉?；实墼认Ｍ粼诰?，并一再告訴百官，只要司馬光在身邊，他就不會犯大錯?；实墼偃偎鼐?，他都拒絕了。他忠言已盡，如果皇帝不聽勸，硬要騎一匹倔騾子去找死，他也無能為力。他壓不住滿腔怒氣，決心辭官歸隱。他上書給皇帝說：“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也。伏望圣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zhèn)同，則乞依范鎮(zhèn)例致仕?；蜃镏赜阪?zhèn)，或竄或誅，所不敢逃?！?/p>

從現(xiàn)在起到神宗駕崩的十六年間，司馬光一心閉門寫作，終于完成他九年前已經(jīng)動手的史學(xué)名著。后來神宗罷黜王安石，想重招司馬光回朝，他的回答仍是：“皇上要廢除新政嗎？”兩派政治思想對峙不屈，始終無法改變。但是哲宗即位第一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以宰相的身份發(fā)出的最后一道命令為：“介甫（安石）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朝廷特宜優(yōu)加厚禮?！?/p>

蘇東坡的萬言書非常重要，可以代表他的政治哲學(xué)，也顯出他個人的脾氣和文風(fēng)，充滿機智、學(xué)問和大無畏的勇氣。義憤的爭論中透露著冷靜清晰的推理。有時沮喪、嚴苛、挑剔、直爽無比，有時卻徐徐辯論，引經(jīng)據(jù)典。內(nèi)容巧妙、誠摯、有力，對世事滿懷激動和悲哀。正月，他面見皇帝，皇帝稱贊他的《議學(xué)校貢舉狀》，要他“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蘇東坡就直接遵守他的旨意。當(dāng)時高官都已去職，時機對他不利，他最后一次奮不顧身勸皇帝改變意思。他知道自己即使不遭大禍，也會被免職。

在近代讀者眼中，他最重要的兩大論點就是孟子的君權(quán)民授，以及為政當(dāng)容清議。蘇東坡警告皇帝，君主不是由“神權(quán)”而得，而是靠人民的支持。要皇帝當(dāng)心。

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厘。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nóng)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nóng)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zāi)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

但是，君主若不容許人自由發(fā)表意見，他怎能得到民心呢？蘇東坡接著提出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政治上的異議原則。臺諫制度就是此一原則的具體表現(xiàn)。蘇東坡認為，好政權(quán)要靠異議的健全作用來維持。民主就根據(jù)各黨異議的原則而存在。我相信蘇東坡若生在現(xiàn)代，一定反對聯(lián)合國安理會的否決權(quán)，認為不民主。他知道盤古開天以來，沒有兩個人看法完全一樣，除了民主就是專制。我從來沒有發(fā)現(xiàn)一個反對民主的人，在家、在國、在世界政局上不是暴君。蘇東坡又說：

孫寶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賢，猶不相悅?！敝诮?jīng)典。晉之王導(dǎo)，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座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dǎo)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

我相信，沒有人能把臺諫存在的理由和其中包含的原則說得比蘇東坡這封信更清楚。一個自由、無阻、無畏的臺諫制度，本身就代表了自由的輿論。

夫彈劾積威之后，雖庸人亦可奮揚風(fēng)采。消萎之余，雖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xí)慣成風(fēng)，盡為執(zhí)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zé)其死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