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大同學王某的護送下，從沙坪壩走小路，翻過歌樂山到了青木關。王某離去后，我到青木關中學住宿了一夜，在鄒某的幫助下，繞開檢查站、走了一段路，在中途搭了個“黃魚”車離開了青木關。我在途中下了車，步行了一段路，到了榮昌大東街159號國鋕的住地。我向國鋕詳細介紹了幾天來所知道的情況，并仔細匯報了兩次同上級張德明見面的內容、對話及上級指示。他告訴我，離開鐵路新村后，當晚住在新橋適存高商，他怕按組織手續(xù)通知有關人員轉移時，某個環(huán)節(jié)出問題，耽誤時間，因此當晚設法通知了有關人員，他要表侄女屈義蒿到城里某處去找我，但沒有見到。國鋕還讓屈義蒿去通知成善謀同志轉移，但沒有通知到。國鋕在那樣緊張、艱難的情況下，還專程到了璧山，給在那里養(yǎng)病的鄧平同志報警，讓他有足夠的準備，并將身邊極少的錢拿出一部分，給這位貧病交加的戰(zhàn)友。當時，他沒有把到璧山見鄧平同志的情況告訴我，為的是保守秘密，不讓我知道鄧平同志住的地方。

國鋕的確是脫險了！他已經(jīng)遠離重慶。當沙磁區(qū)的同志得知國鋕機智、勇敢地逃出敵人魔掌的消息時，他們是那樣的歡暢！適存高商學校里見到國鋕的同志，悄悄地向其他的同志報告這一喜訊時，都十分驕傲、自豪，他們說：“國鋕不只是機智、勇敢逃出虎口，而且他逃出虎口后想到的是同志、是黨，他沒有為自己的危險境地而驚怕，而是鼓舞同志們要勇敢斗爭，要善于隱蔽！”沒有幾天，同志們聽到了國鋕被捕的消息，大家不敢相信這是事實。當時流傳著各種各樣的國鋕被捕傳聞的細節(jié)，有的說他回到重慶找我被捕了，有的說被敵人跟蹤了，有說是謠言。然而，國鋕的確被捕了，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來，當我4月14日在李子壩武漢療養(yǎng)院同張德明會見之后，張德明被叛徒出賣，于1948年4月17日在北碚被捕了。這個市委副書記、國鋕的上級，在敵人的刑訊下叛變了，供出了國鋕的去向。徐遠舉從這個叛徒口里得知了劉國鋕的下落，簡直欣喜若狂！當即同榮昌匪特通了電話，讓榮昌方面做好準備，并親自同二處特務作了詳細、周密的安排，向行動組長漆玉麟作了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