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益智在獄中怕死、動搖、神經(jīng)過敏，他沒有好好睡過一夜，半夜起來寫遺囑，白天嘆氣，走著走著突然坐下來往床上打一拳。同室難友看不過，反倒來勸他，卻沒有用。他心里在盤算，國民黨的垮臺是必然的，共產(chǎn)黨勝利后，他也屬于有資格被槍斃的，唉，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為了活命，他不斷地向特務獻媚、表忠心、配合特務抓捕地下黨員。當他聽說劉國定也叛變，幫助特務破獲了《挺進報》機關后，為了讓特務認識他的價值，于是搶在劉國定之前出賣下川東地下黨組織，并跟特務一起到萬縣指認、抓捕了下川東地工委書記涂孝文等，為特務破壞重慶地下黨組織立了一大功。徐遠舉看他背叛得徹底，就讓他參加了特務組織，委任為保密局西南特區(qū)少校專員，后來又升為中校。1948年底，他又出賣了川康特委地下黨組織領導蒲華輔等人。

他還在國民黨報紙上發(fā)表反共宣傳文章，并為特務機關編寫《四川共產(chǎn)黨地下活動概況》、《放手政策》、《學生運動》、《鄉(xiāng)村工作》等反共材料，在特務訓練班專門講授“中共內(nèi)幕”、“地下黨組織”等課程。1949年11月重慶解放前夕，他又擔任了徐遠舉的秘書。

重慶解放后，冉益智還想蒙混過關，先跑到脫險同志聯(lián)絡處去登記，想冒充脫險志士，被知道他底細的同志憤怒地轟了出去。后又跑到組織部門去主動匯報情況，著重說明他被捕后保留了一大批組織和地下黨員，有100多人沒有交給特務，自稱是有立功贖罪表現(xiàn)的。其實，他當初叛變交人時的原則不是分輕重，而是依據(jù)對自己的危險程度而定的。凡是可能影響他的，他就交，否則便保留下來作為另一種“政治資本”，用來在解放后解釋自己是“被迫”叛變的證據(jù)。劉國定曾對另一個叛徒調(diào)侃說：冉益智手上掌握的女黨員都沒有交。由于剛剛解放，當時組織上還不能一下子查清他的罪行，就讓他先回去好好反省。結果在上街的時候，正好碰上了已經(jīng)投誠的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qū)副區(qū)長李修凱，李修凱對人民政府的寬大心存感激，正想著如何報答，當即就將冉益智扭送至公安部門，揭發(fā)了冉益智先叛黨后當特務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