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極大地影響了魯迅的處世之道。既然只能獨戰(zhàn)，他勢必要把個人的獨立性奉為根本。首先是看世的焦點。無論是嘆息“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還是疾呼“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他注意的似乎都是頑強奮戰(zhàn)的個人，而且是身處逆境的個人。這正符合他對歷史的看法，歷代統(tǒng)治者一直都在源源不斷地制造愚民，那相反的力量當然只能存在于清醒的個人。其次是衡世的尺度。他無論判斷什么事，都堅持以親見的事實為準，他曾引用肖伯納的話，說最好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倘碰上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情，他就采用一種以眼見的事實從正反兩方面進行推論的獨特方法，他三十年代初的贊揚蘇聯(lián)，就是這樣來的。最后，也最重要的，是處世的態(tài)度。因為極端珍惜個人的獨立性，他對參加團體活動似乎抱著相當謹慎的態(tài)度。一九二五年春末，在回答許廣平關于參加國民黨的詢問時，他這樣說：“如果思想自由，特立獨行，便不相宜。如能犧牲若干自己的意見，就可以。”從一貫對別人借重和利用自己的異常敏感，到晚年的堅決不參加“文藝家協(xié)會”，都可以看出他給自己劃定了一條基本界限，那就是為了維護獨立地位和思想自由，他寧愿脫離任何團體。他甚至怕當名人：“一變名人，自己就沒有了?！蔽夷軌蚶斫怍斞高@種捍衛(wèi)獨立性的決絕態(tài)度，在一個常常并不信賴多數(shù)的人眼中，集團活動不可能占有太重的位置。在中國這樣長期遭受專制統(tǒng)治的國度里，惟有大勇者才能不畏獨戰(zhàn)，魯迅所以每每比別人看得深，一個主要原因，不正在始終堅持獨立思考嗎？

但是，他看來看去，竟只能找到這種散發(fā)著撒旦氣味的“任個人”思想，卻實在使人悲哀。社會是由復數(shù)組成的，也只有靠多數(shù)人的力量才能改變，一個有心獻身啟蒙事業(yè)的知識分子，其實是不能對多數(shù)失去信心的。何況他自奉是戰(zhàn)士，詩人可以特立獨行，戰(zhàn)士卻必須和左右保持一線，越是嚴酷的時代，社會戰(zhàn)場上就越少有獨戰(zhàn)者自由馳騁的余地。魯迅肯定沒有想到，當他用“任個人”的思想來協(xié)調(diào)自己邏輯判斷和心理感受的矛盾時，這思想?yún)s會把他引入另一種客觀身份和主觀心境的矛盾。他不得不努力去說服自己，不但在整體上尊人民的命，還要在具體的斗爭中聽團體的令。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證明他的確是竭誠盡心，在實際行動中盡量和別人取同一步驟。但這并不等于他內(nèi)心就沒有躊躇，一旦處境趨于惡化，這躊躇還日漸增強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