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主編董寧文先生要我寫一篇小文章，參加紀念《開卷》三周年的“我的書齋”專欄。我勉強算個書生，可是沒有書齋，只能寫一篇《有書無齋記》充數(shù)。

1956年我從上海調(diào)來北京，住沙灘原北京大學內(nèi)民國初年為德國專家造的一所小洋房里，占其中兩間半房間，一間我母親和姐姐住，一間我和老伴帶小孫女住，半間做我的書房、客室、吃飯間，書櫥留一半放菜碗。半間室內(nèi)還放一張小雙人床，給兒子和兒媳婦星期六回來住。

國外朋友聽說我住在名勝古跡中，來信問我德國專家是哪位名人。小洋房年久失修，透風漏雨，已經(jīng)破爛不堪。我在《新陋室銘》中寫實：“臥室就是廚室，飲食方便；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薄伴T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p>

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單位建造“新簡易樓”，這是北京建造住宅的開始。我分得兩大兩小四居室。我和老伴住一大間（15平方米）；已經(jīng)大學畢業(yè)的孫女住一大間（14平方米）；保姆住一小間（8平方米），附帶放廚房用品；還有一小間（9平方米）做我的書房兼客室。我的書桌很小，只有90厘米長，55厘米寬，一半放稿紙，一半放電子打字機。拿開電子打字機，可以寫字。

我的書桌既小又破。一次，我玩撲克牌，忽然一張不見了，找了半天，原來從桌面裂縫漏到下面抽屜里去了。我請木匠來整修桌面，同時把一個郵票大的破洞也補好了，煥然一新。一位副部長來訪，他奇怪我的書桌為什么這樣小。我說，大了就無法放小沙發(fā)和大書櫥。書桌雖小，足夠我寫文章了。

上海老同事來北京，告訴我“反右運動”中自殺和勞改20年的多位老同事的慘事。大家羨慕我“命大”，躲開了反右運動，“在劫不在數(shù)”，有自由做研究工作。他們說，寧可無齋而有自由。我說，心寬室自大，室小心乃寬。

人事多變。孫女兒出國了。我的老伴去世了。我家的空間忽然擴大了。可是，我的心境反而空蕩蕩地無處安置了。

2003．3．9

時年98歲《百歲新稿》自序《百歲新稿》自序

這本書里收集我在一百歲之前十年間寫的部分雜文，題名《百歲新稿》。

八十五歲那一年，我離開辦公室，不再參加社會活動，回到家里，以看書、寫雜文為消遣。

我生于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經(jīng)歷北洋政府時期、國民黨政府時期、1949年后的新中國時期，友人戲稱我四朝元老。這一百年間，遇到許多大風大浪，最長的風浪是八年抗日戰(zhàn)爭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顛沛流離二十年。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在重慶，一個日本炸彈在我身邊爆炸，旁邊的人死了，我竟沒有受傷?！拔幕蟾锩睍r期，我被下放到寧夏平羅“五七干校”，跟著大家宣誓“永不回家”，可是林彪死后大家都回家了。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運是無意中逃過了“反右運動”。1955年10月，我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后被留在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放棄上海的經(jīng)濟學教學職業(yè)。過了幾年之后我才知道，“反右運動”在上海以經(jīng)濟學界為重點。上海經(jīng)濟學研究所所長，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家，自殺了。我的最優(yōu)秀的一位研究生自殺了。經(jīng)濟學教授不進監(jiān)牢的是例外。二十年后平反，一半死去了，一半衰老了。我由于改了行，不再算我過去的經(jīng)濟學舊賬，逃過了一大劫難。“在劫不在數(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