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實際上，胡適所說的“容忍”是全社會的容忍，是要求于所有人的一種偉大的寬容精神。如果把它理解為只是針對社會的弱勢群體或某個群體的，那就顯得太狹隘了，同時也偏離了胡適的本意。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在胡適那里，對人的“容忍”是一種主體的行為。容忍者也不只是被動的寬容對象，而是寬容的主體。“容忍”不僅僅是被施與，而且是具有主體意識的一種自覺的行動。

基于此，我們可以說，胡適這里所提出的“容忍”，實際上也就是博愛，是具有中國特點的博愛，是愛無差等。談到“博愛”，我們也可以從胡適那里找到一些資源。晚年，胡適本人就說過，“在這個大世界里談博愛，真是個大問題。廣義的愛，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最終目的”，“‘博愛’就是愛一切人”。所以，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夠理解胡適提出“容忍即自由”命題的深刻涵義。

但是，以農(nóng)業(yè)文明為背景的后發(fā)現(xiàn)代化的中國，思想啟蒙的滯后與進程的緩慢導(dǎo)致啟蒙進程與方式的特殊性。對于啟蒙者而言，“容”為前提，為此一論題認識論層面的東西；而“忍”則是啟蒙過程中對啟蒙者的一種崇高的道德要求。所以，胡適在其《容忍與自由》演講的最后說：“我們只應(yīng)該用負責(zé)任的態(tài)度，說有分際的話。所謂‘有分際’，就是‘有幾分證據(jù)，說幾分話’。如果我們大家都能自己勉勵自己，做到我們幾個朋友在困難中想出來的話，如‘容忍’、‘克己’、‘自我訓(xùn)練’等；我們自己來管束自己，再加上朋友的誡勉，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到‘說話有分際’的地步。同時我相信，今后十年的《自由中國》，一定比以前十年的《自由中國》更可以做到這個地步。”胡適這話說得很懇切，也很痛切。但此話中之三昧，可能只有作為啟蒙大師并對東西方文明的差異和中國的現(xiàn)實有深切理解的胡適才能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