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通過視覺對比加深了觀眾的印象。我們還應該提到其他展現(xiàn)了羅茲猶太居住區(qū)的影片：米歇爾·布克耶姆斯基和馬萊克·米勒的《清算1944年8月》（2009）。標題中的日期是指一個特殊的日子：8月29日，最后一輛列車從拉德加斯特（德國城市名，譯者注）車站離開去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帶著車上的人們走向死亡。這部電影使用了以色列、波蘭、德國和美國的私人收藏的真實照片，重建了場景，電影配樂層次豐富，強化了情感。最重要的是，它把平面照片轉換成了三維圖像。這是波蘭第一部3D紀錄片，把觀眾推向影片所表現(xiàn)的情境之中，讓他們所有的感官感受到這種氛圍。這是僅此一次的嘗試，而收效非常明顯。

痛苦的和解

表現(xiàn)戰(zhàn)爭中波蘭人和猶太人關系的主題，不僅僅出現(xiàn)在新聞和批判視角的電影中，還出現(xiàn)在不只描繪猶太人的烈士精神，也揭露了可悲的爭議的電影中。在帕維爾·洛金斯基（洛金斯基的兒子，曾協(xié)助父親拍攝多部影片）的處女作《出生地》（1992） 中，美籍猶太裔作家亨利·格林柏格尋訪了他和父母、弟弟占領期間躲藏的地方，試圖解開他父親的死亡之謎。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人物的戲劇性，還有這部紀錄片令人窒息的氣氛和強烈的情緒，導致人們依然無法說出真相。過往的戰(zhàn)爭時代從未被遺忘，它永遠存在，仍然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這部電影遠遠突破了現(xiàn)有事物的邊界。另一部值得提到的影片是《旋轉木馬》（1993），米歇爾·內(nèi)坎達-特萊普卡講述了與華沙猶太人居住區(qū)一墻之隔的“可恥的”旋轉木馬。波蘭人在耶德瓦布內(nèi)和沃姆扎屠殺猶太人一事被阿格涅什卡·阿諾爾德在兩段式紀錄片《鄰居》中重新提及。導演以前制作的紀錄片《我的大兒子該隱去哪兒了》（1999），討論了猶太人和波蘭人關系的問題及和解的困難，和解的想法等。盡管困難重重，但善良的人們對于和解還是深信不疑，正如銀幕上這不尋常的一對兒所代表的：阿列爾·查贊如今生活在以色列，他邀請雅德維加·塞凱爾斯卡同住。她的父親正是將他從納粹之手救出的一位農(nóng)民。這兩人的故事是謹慎樂觀的。

前述影片關注的主要是戰(zhàn)爭歲月，但在1968年3月之后，波蘭人和猶太人的沖突翻開了新的篇章，當時當局的反猶運動導致了大批波蘭猶太人背井離鄉(xiāng)。馬塞爾·洛金斯基的紀錄片《我班中的七名猶太人》從多方面表現(xiàn)了后續(xù)的問題。該片拍攝于華沙一所中學重聚期間，洛金斯基邀請同行和朋友們在多年之后在波蘭再度相聚，但聚會遠不是平靜的。熱烈的討論引發(fā)了身份問題——他們是誰？為了獲得自我意識，他們要付出何種代價？然而，他們的子輩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曾在瓦伊達導演大師學院學習過的丹麥導演雅各布·達馬斯的處女作《櫥柜》就表明了這一點。年輕的主角在弗羅茨瓦夫的建筑間追尋自己移民家庭的家族史，這一故事充滿了距離感與好奇感，友善地向主角致意的長者的回應同樣充滿了距離感與好奇感。很難找到其他影片像本片一樣，暗示了時間的力量：抹去或是減弱那些依然存在于集體記憶之中的重大問題。

談到1989—2009年的歷史題材紀錄片，必須考慮社會主義時期這一主題。這些影片數(shù)量眾多，并且用各種藝術形式觸及到相當基本的問題。其中大多數(shù)都是基于個人回憶、資料照片和文件重現(xiàn)歷史事件。其中各種類型的集合體是馬切伊·德雷加斯的《波蘭人民共和國的一天》（2005）。影片講述的是一個具體的日子：1962年9月27日。在這個陰沉忙碌的工作日，不只是普通工人，還有民兵的“線人”，在不斷觀察可疑的“目標”。這部電影令人沮喪的荒誕灰色調(diào)鏡頭意味著它可能是有失公允的，但很難就單個細節(jié)元素來質(zhì)疑它的真實性。然而導演刻意回避了在無審查條件下其他重要影片中作為支柱存在的歷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