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無緣面謁泰山，聆聽岡田先生之教。早年讀先生所著《王陽明與明末儒學》，只覺力透紙背，酣暢淋漓，深感古人“《漢書》可以下酒”之說不謬。

先生乃一代儒宗，認為陽明心學之精髓在體認，當于經(jīng)驗與磨煉中領悟，并以數(shù)十年身體力行踐履這一同生命融為一體的“信仰哲學”，令我等后輩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16世紀，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提出：每個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制度、牧師乃至教皇來得救——王陽明對儒學的貢獻，與此類似。儒家的最高價值是讓自己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體現(xiàn)，人人皆可成圣，意即每個人、每件事，都有它神圣的意義。而無論身處何種時代、何種體制，無人能替你看顧自己的內心。此心光明了，世界便一同光明起來。因此，即便說“一生的結果皆出于心”，亦不為過。

直面當下，商品經(jīng)濟的沖擊和極權主義的回潮帶來的是階層固化、共識破裂、道德淪喪、法度陵夷。物質文明的繁榮并沒有賦予人生更具價值的意義，相反，欲望日漸膨脹，幸福感卻每況愈下。多少人迷失在成功學編織的所謂“夢想”之中不能自拔，蹉跎了青春，荒蕪了精神，在循環(huán)的自我否定中走向消沉，走向封閉。放眼望之，許多國家都在瘋狂地追求經(jīng)濟發(fā)展，卻忽視了國民的幸福指數(shù)；許多人都在竭盡全力地攫取財富，卻不清楚自己的生活何以越來越迷惘糾結，日甚一日地充滿挫折與焦慮，沒有安全感和存在感。事實上，一個人成不成功，人們多以權力大小和財富多寡來衡量，但幸不幸福，卻無法以外部指標來判定，只能借由內心去感受。畢竟，若僅剩物質，則會害怕；若有比物質更重要的事，就不用去害怕。因此，最好的救贖之道便是把習慣向外追逐的目光收回來，關注放逐已久的心靈。

康德對啟蒙的定義不是誰去教化誰，而是“人要擺脫自身造就的蒙昧”。從這個角度看，陽明心學就是要人敞開來檢視自己，認識生命，從虛假信息和不良情緒搭建的自我意識中跳出來，站在心體的層面審視、監(jiān)督意識，用正確務實的觀念指導行動，用對人心深刻的體察來打破他人的心墻，樹立起“終日有為而心常無為”的生活態(tài)度，達到“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逾”的境界，使人無論在怎樣的境遇中都能心安自得，始終保持內心的強大。

同時，是非不用從學者的講學中區(qū)分，只需在自己的內心里辨別。一個真實的自我可以讓人有效地應對真實的世界，從而完整地把握世界。而當人厘清了生命的意義，把全部的意念都放在實踐生命意義的斗志里，那種酣暢純粹的美，就是心學。以岡田先生為例，身為哥倫比亞大學的客座教授，他定期在福岡、東京等地開設講座，贏得了公眾的愛戴和敬重。著作等身的他還多次來華考察，行程兩萬余里，為贊助修復陽明故居和陽明墓在日本發(fā)起了廣泛的募捐活動，用堅持不懈的努力詮釋了知行合一的真諦。因此，即使先生的親戚中出了不少企業(yè)家，即使先生的收入比兄弟們的低得多，但“岡田武彥”這四個字在家族里的分量卻無人能及。

四十五歲那年，先生頓悟“體認為本”，明白了語言很多時候是假的，實際經(jīng)歷過的事情才是真的。人，不應當活在概念里。就像歌德曾讓他的弟子去參加貴族的聚會，年輕的弟子說：“我不愿意去，不喜歡他們?！备璧屡u說：“你要想成為一個寫作者，就要跟各種各樣的人保持接觸，這樣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們的一切特點，而且不要向他們尋求同情與共鳴，這樣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